历史,不堪回首(转自中国人权官方网站)

莞尔 · 发表于 2002-5-7 11:49:00

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每逢星期四，一群戴着白色头巾的母亲，都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上聚集，并且围着广场步行请愿。她们这样做是为了纪念她们失踪的孩子，并要求政府把失踪的孩子还给她们。她们的孩子是在1974年至1983年军人极权统治期间被强迫失踪的。尽管军人极权统治的时代在1983年结束，许多失踪的人至今依然音讯全无。据全国失踪者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Disappeared People, CONADEP）的统计，有资料证明在这段期间失踪的至少有8,900人。但据一些非正式的估计，失踪者数目远在这个数位之上。直到现在，这群母亲依旧在五月广场步行着，因为她们不能忘记每一个失踪的孩子，不能忘记过去那段黑暗岁月□失踪的每一个人。她们表示为了让世人不要忘记，她们会一直步行下去。历史背景阿根廷於1816年独立，1860年至1930年阿根廷经济迅速发展，逐渐建立起较有系统的政治制度。但此後，阿根廷发生军人政变，进入长达53年的军人统治期，期间政权不断更替。 1973年，贝隆将军（ Juan Peron ）领导下的贝隆党 —— 一个由青年左翼分子、官僚及保守天主教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联盟，以压倒性姿态赢得选举，取得政权，贝隆再次成为阿根廷总统。但由於贝隆未能有效协调组织内的各个派系，及控制左翼游击队，他的政权很快就面临严重挫败。贝隆上台後，极右的秘密组织「三A党」（The Argentine Anticommunist Alliance）成为最活跃的派系。其成员多来自军、警及情治单位，派系领袖雷格（ Jose Lopez Rega），是亲贝隆派的强人，其後贝隆遗孀伊莎贝尔（ Isabel Peron ）执政时，更出任她的顾问。 1974年，贝隆在执政期间逝世，由遗孀伊莎贝尔接掌政权，但情况未见好转。左翼游击队活动升级，严重破坏阿根廷经济。 1976年3月24日，军队政变夺得政权。国家由海陆空三军的指挥官威迪尔勒上将（General Jorge Rafael Videla）、马萨那上将（Admiral Emilio Massera）及阿阁斯帝准将（Brigadier Orland Agosti）集团控制。他们以「国家安全」为名，严禁所有政治活动，打压政党，铲除游击队、左翼分子及知识分子，破坏社会建制。为求达到目的，他们更组成地下恐怖组织，搜捕异己。最初，他们只针对较著名的反对者，但不久，任何被认为可疑的人都会受害。在这段期间，估计约有30,000名市民失踪，当中约百份之三十是工人、百份之二十一学生、百份之十为专业人士，更多（约百份之三十九）只是不幸在某时间某地点而遇害的无辜市民。 1983年，军人统治时代结束。同年，阿尔法斯（Raul Alfonsin）经民主选举当上总统。阿尔法斯上台後，他的政府以侵犯人权等罪名检控及监禁很多昔日军方集团的官员及同谋。但因军方压力及反对声音不断，阿尔法斯政府被迫赦免大部分罪犯，并增加对军队的资助。阿尔法斯担任总统6年後，因未能改善国家经济及控制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的战乱而引咎辞职。贝隆党的曼南（Carlos Saul Menem）当选下一届总统。内乱结束後，阿根廷当局组成委员会，调查人口失踪事件的始末，揭发了当时军人政府有组织地绑架无辜市民（包括儿童），并找出340个秘密拘留所及军人滥用暴力的线索。惟自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事完结後，军方已销毁所有有关恐怖活动的文件。而失踪的人，大部分至今依然音讯全无。母亲的证辞一名失踪男孩古斯塔福（Gustavo Jose Pasike），在1976年5月22日被军方掳走，他失踪时，只有19岁。以下是他母亲伊莲娜（Elena Dubrovsky De Pasik）的证辞：「我很想向你们讲古斯的事。古斯是充满喜悦、热诚及抱负的孩子，甚麽事他都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有时候我想，也许正因这样，他的生命才如此短暂吧。因为他只希望生活在一个公义的社会□；一个人人拥有自由并且可以表达自己思想的社会。他知道距离这个理想还很远，但他很想尽力去争取。他经常为社会的公义担忧，我记得他有时跟朋友的谈话，他们讨论如何去改变这世界，使它变得更美好。他们对生命有多大的勇气与憧憬啊! 他和我同样热爱音乐，那时我们常常一起唱歌，一起听音乐。就是因为这样，现在每当我听到他喜爱的音乐，都觉得他犹如在我身边。我很想重拾他在我脑海□的记忆，因此经常想跟别人谈关於他的事，纵然我知道那只会勾起我的伤痛，使我哽咽得不能再说下去。他在文法学校读书，高中的成绩很好。他很爱阅读，特别喜欢历史，所以他进了教育学院，希望毕业後在高中教历史。我说这些并非要为古斯塔福及其他和他情况一样的青年说好话。这其实也是作为父母的责任。在我们的家庭，讨论政治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古斯虽然只是孩子，但既生於政治动荡的社会，又面对国际上不同的战乱，好像中东战争、越战等，加上他曾参与历史制度研究学生中心（lnstituto del Profesorado de Historia's Student Center），又曾是一名代表成员，在生活中接触到有关良心犯的经验，这种种构成他们这一代孩子。他父亲年青时是政治积极分子的背景更鼓励了他，令他从小受到感召，要走这条路。古斯的反叛倾向，是这个不公义的社会造成的。面对这样的社会，他并未容许自己逃避。相反，他总是批判、论证、质疑。他的反叛精神是理应受到尊重的。经历过这样的社会环境，我想，假如要判古斯塔福有罪的话，那他的罪就是太年青、太爱思考及对这样（腐败）的政府有异议。我可怜的孩子就在1976年5月12日黎明时分被掳走了。他们从我们家把他带走。5个穿着平民服装的人拿着武器，声称代表联邦警察局来找他。他们把他及他的身份证明文件一并带走。他们乘两辆福特汽车前来，没有合法文件，他们当时出示的证件证实是伪造的。我们也从没有收到任何官方正式通知说会如何处置他。他的离去，带给我们悠长的伤痛。我们真的很想念他，他刚烈的性格，深深烙在每一个亲人的心□。为了弥补对他的思念，家人和朋友商讨决定为他开一个追悼会，歌颂他的生命。我们在追悼会内一起念他留在抽屉□的亲笔信件和诗；他活在每个人的记忆□，犹如陪伴在我们身边。那真的是一次难忘而满足的经验。」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少女被掳走的故事—— 妮诗（Ines Adriana Cobo）被抓走的时候是22岁。那时是在1976年9月1日的下午。以下是妮诗的妈妈嘉缦（Carmen Isabel Rodino de Cobo）讲述有关她的故事：「我们一家五口，包括我丈夫、两个女儿及我父亲，本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妮诗失踪时，我丈夫在报馆工作，我就在文法学校当老师。我的大女儿随父亲在报馆工作，而小女儿则刚进大学修读生物系。发生那件事，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被迫辞去教务工作，全心全意寻找失踪的女儿。我们对整件事简直毫无头绪，是在甚麽情形下，甚麽人把她抓走？甚或是甚麽人牵涉其中？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估计那大约是在下午1时20分发生的。他们抓走妮诗时，她只有22岁。她本来是在大学念心理学系的，但因为课程要停办两年而被迫休学，於是她就在她爸爸工作的报馆□做广告工作。她是个善良的孩子，当她看见儿童受苦，不论是否自己国家的儿童，她都同样痛心。她相信只有全世界的儿童都能拥有童真，公义的社会才会出现。同一天，在妮诗失踪後不久，另一个恶梦降临了。我们的小女儿诺美（Noemi）也遭绑架。在一天内失去两个女儿，我们几乎发疯了。24小时後，诺美被释放回来，但没多久，又被捉去了，这次大概有16天。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被关在拘留所，於是我们到派出所查问，但不得要领。虽然他们不承认，但我们相信她一定在那儿。10天后，派出所所长把诺美带回来，可是没有甚麽解释。可幸诺美没大碍，回家後继续学业。至於妮诗，我们始终听不到有关她的任何消息，官方也没有任何回应。我曾经多次幻想上天能施展奇迹，给我一次再见女儿的机会……而我，实在无法忘记最後见到她的容貌：只有22岁的她，活力充沛，看来最多只有18岁。她小巧的外形，可爱的脸孔，还有凝满纯真的双眼，以无限理想看待万事万物和憧憬未来。我相信她至今没变，我真希望她现在仍和我最初见到她时一样。她在15岁的时候曾对我说：『妈，我天生就不是个放荡的人。假如有一天我要跟男孩子谈恋爱，那是因为我要跟他永远地一起生活，我不想浪费任何人的时间。』她的确坚守着这个原则，当她20岁时遇见Ruber Alberto，就选择了跟他相爱一生……可惜，妮诗被抓走了，而卢宾也在一年後遇害。当他们掳走妮诗的时候，我曾请求卢宾离开这个国家。我答应他，向他发誓，不论他身在何方，如果我们找到妮诗，一定会把她带到他的身边。但他却一口拒绝：『我不想妮诗把我当作懦夫。我希望她一直爱着我。我要留在这儿跟你们一起找她，好让她回来後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卢宾（Ruber Alberto Stockdale）在1977 年9月3日被捕。一位母亲加入「五月广场的母亲」的故事安利格尔（Enrigue Sanchez）1975年被捕时只有21岁。以下是他妈妈雅丝特亚（Esther Araceler Lado de Sanchez）讲述有关儿子以及自己参与「五月广场的母亲」的经过：「他失踪前，曾经在1月21日被无理关进牢狱里。那里的狱长及每个人都说他是个好孩子，评语都很好。但我真的不明白，既然大家都认同他是好孩子，为甚麽要关他在狱中呢？我的儿子在获释後的3个月失踪。他们当时大量释放拘禁的人，为的就是要进行屠杀。我当时很害怕，担心他会出事。我最後一次见他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当时我很担忧，好像有预感将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但我们还是一起吃午餐，还一起跳了一支华尔兹舞，他从小就很喜欢华尔兹。……那是我们最後一次见面，自此之後，我就再也得不到他任何的消息。我认识一位警司，於是马上向他查询我儿子的下落，并告诉他我怀疑这跟弗罗伦斯市（Flores）的火灾有关。但他回覆说那里没有一个像我形容的人。於是我又去那场大火死者的停尸所寻找，我女儿和女婿带了牙科照片进去核对，可是最终也失望而回。我当然不肯罢休，我像被停尸所迷着似的，我不断往那里很多次。停尸所管理员对我说：『我老实说，让你到这儿来找只是怕你会发疯。既然他们告诉你没有，那就真的是没有。』我再到政府大楼，又去了内务总理办公室，得到的回覆是根本没有我儿子的失踪档案。他们说，或许我的儿子尚在人间，又或许他根本不会再出现，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做。然後我去了埋葬大火中无名死者的公墓，带了一大束剑兰，在每一个无名的墓碑都插上一枝。我以为我能从中感应出我儿子来，可是尘土并未给我一丁点灵感。我抬头一看，这墓园多像一座花园呀。但我随即想到这下面躺着的人，我太难过，以至无法举步离开公墓，我紧抓住一棵树哭得死去活来，最後我倾尽全身的力气，放声尖叫。儿子失踪当晚，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看不见我的儿子，只见开了两枪和一架着了火的车，那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彷佛一切都在燃烧，整辆车子在火光中只剩下一堆废铁。我的身体也不堪这打击，心理医生认为我的意识已开始迷糊，就建议我去找阿根廷人权联盟（Argentinean League for Human Rights），他说他们会给我指引。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儿子的名字在失踪者名单上。我在那里遇到其他母亲，其中一位认识我儿子。她叫我到广场去找找。於是我加入了「五月广场的母亲」行列。广场上最初只有少数母亲，但随着被杀的人愈来愈多，她们的人数亦增多了。我每天都到广场，希望可以找到我的儿子，就如其他母亲一样。(此处缺失)那些天涯同路的母亲。他们只肯承认在1976年开始有孩子被杀。但我和很多其他母亲的孩子都是在贝隆党统治下失踪的，这点，大家好像都忘记了。孩子失踪，无辜被杀的事，实际上始於1974年。多年後，我已再没力气叫喊。我筋疲力尽，但仍坚持去广场。因为我内心仍感到一股力量。只有公义能够给我们平安，能让我可以安睡。我们需要平安，我们需要被告知我们失踪孩子的下落。」「五月广场的母亲」的历史 1974年至1976年是阿根廷黑暗时代的开始。很多孩子失踪，当局不单没有给家人任何交代，甚至恐吓她们不许追问关於被绑架孩子的消息。不知道孩子是否生还？孩子去了哪？会遭到怎样对待？母亲和其他家人的心灵被巨大的焦虑、无助感折磨。始於1974年至1975年的失踪事件，三A党（即「阿根廷反共产主义联盟」）是幕後黑手。这个组织在贝隆政府执政期间甚为活跃，他们几乎自动地替政府「处理」那些异见人士。在他们手上失踪的案件，约有600多宗。 1976年军队夺取政权後，失踪人口数位惊人地增加。悲痛的母亲不能坐视，於是她们开始叩政府的门。在教堂、政党、政府办公室、警察局甚至监狱里穿梭。搜寻失踪者资料的期间，母亲们渐渐互相认识。一天，她们终於决定带同她们写下的要求，一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等待回覆。她们要求政府公开真相，告知她们失踪孩子的下落。那天是4月30日星期六。可是并没有人理会她们，行动失败了。母亲们决定下一个星期五再来，之後每一个星期四都来。母亲在那里组织起来，她们彼此找到一种其他人、其他团体无法提供的亲切感。在广场上，所有母亲是平等的，她们之间没有官僚成分。「你发生了甚麽事？」、「你感到怎样了？」……大家同舟共济。她们的孩子被带走，而她们却凝聚在广场。纵然遭受谩骂、被漠视，甚至被标签为恐怖分子，她们却没有放弃。也许是她们看到五月广场的特殊意义，相信有一天她们的要求会受到重视。五月广场不单在地理上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也是阿根廷的心脏。运动开始时，五月广场是军政府权力的集中地。围绕着广场的是总统府、内务总理办公室及国家银行。同时，广场也是阿根廷历史发展及身份组合的象徵。广场的一边，是殖民地时代的市政厅；带领阿根廷独立的民族领袖圣荷西（Jose de San Martin）曾在广场发表独立宣言。而他的遗体，就躺在广场另一边的教堂地下。贝隆上台时也曾在这里发表演说。为了壮大力量，母亲们决定组织起来，并展开寻访难属的工作。她们到警察局，又逐家逐户拜访，到处打听其他失踪者母亲的消息。工作虽然艰难，她们从未放弃。她们自发地聚集在广场上，以信件互相连系。直到一天，警察看见60、70位母亲在广场上聚集，他们说：「你们不能坐在这里(此处缺失)个名字，而其他母亲便成功拖延时间继续游行。1977年10月，母亲们在两位美国代表（Cyrus Vance及Terence Todman）访问阿根廷时向他们请愿，从此受到国际传媒的关注。广场上的母亲都围着白头巾，至於她们围白头巾的原因就众说纷纭。有说是在一次大游行时，为了容易识别而戴的，有说是为了吸引美国访问代表的注意，也有传说这是失踪孩子的尿布。无论如何，那是要人民不要忘记的标志。游行中，警方拘留了约300位母亲，当中又误捉了一些外国记者，外间从此才知道母亲运动的经过。母亲的运动曾因一次绑架而几乎中止。有人假扮失踪者亲属混入母亲当中，绑架了其中两位母亲。母亲在报章上公开抗议，结果她们的领袖艾素珊娜(Azucena Villaflor de Vicenti)也遭绑架。那对她们是沉重的打击，但由於仍不断有孩子失踪，母亲们於是又回到广场上。那时她们仍未知道失踪孩子所经历的酷刑及恐怖，她们仍认为可以找到孩子，於是到集中营和拘留所去找。 1978年，阿根廷主办世界杯足球赛，母亲们受到更强烈的镇压，有母亲被捕入狱。世界的焦点从阿根廷的失踪者事件转移到足球赛事上。为了安全，母亲们一度转移阵地，改为到教堂内聚集，互通消息。警察有时还会进入教堂把母亲们赶走，但渐渐有外国记者留意到她们，更将此事报告回国。 1979年5月14日，「五月广场的母亲」（Mothers of Plaza de Mayo）正式注册成立。母亲代表到了欧美向高层政治人物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争取支持。期间，警方对每星期仍到广场集会的母亲加强打压，愈来愈多的母亲被拘捕。其馀的母亲则到警察局外抗议。最後警方逐步释放被捕母亲。她们绕着警察局游行，直到所有母亲被释放为止。在1980年的一次游行中，大批警员武力镇压广场上的母亲，母亲被打，但还是没有放弃广场，她们要以此捍卫宪法赋予的权利。 1980年，她们出版自己的通讯，欧洲各国都有支持她们的组织。并首次收到来自荷兰的捐款，设立办公室。在「生命再现」（Reappearance with life）的号召下，继续争取她们的诉求。1981年，母亲们出版她们纪念失踪孩子的诗集，首次在广场进行24小时游行，并且绝食10天向当局施加压力。 1982年，福克兰群岛(马尔维娜群岛Malvinas Islands)战争期间，广场上的母亲支持年青士兵的母亲，要求停战。她们以「马尔维娜人和失踪者都是阿根廷人」作为口号，向政府提出抗议，结果被指叛国。但她们没有退缩，正式向政界申述失踪事件的经过，公布失踪者名单。虽然得不到政界回应，但母亲们却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军政府对异见者的态度。她们联同国际特赦组织等人权团体，让世界了解失踪事件的真相，向世人证明人民力量可以令独裁者下台。母亲们的运动也成为了民主的催化剂。 1983年，阿根廷建立了民主政体，阿尔法斯（Raul Alfonsin）当选总统後，接见了母亲们，并积极回应，承诺尽力寻找可能仍然生存的失踪孩子，惩罚有关官员。可是母亲们不满意只有9名牵涉军官受惩处，母亲们要求所有对绑架有责任的人，都应受法律制裁。政府成立了全国失踪委员会(CONADEP)负责寻找失踪的孩子，但仍无多大进展。阿尔法斯总统後来更恢复任命部分军事政变时的法官。而母亲在一群记者的支持下，首度发行了她们的报纸。 1985年，母亲在政府总部外组织了一次示威，总统阿尔法斯同意与母亲会谈，但当她们抵达时，阿尔法斯却拒绝接见。母亲於是在办事处进行了20小时的静坐抗议。 1986年的「终止法案」(Punto Final Law)触发母亲再次采取行动。因为这项新法例赋予人民以60天的期限，要求对侵犯人权案件的嫌疑人进行调查。可是在关於她们失踪孩子的事件上，却从未得到任何调查。尽管透过不同途径要求调查，但得到的回覆，只是一封由政府发出，说她们的孩子已死并列出埋葬地点的电报，或一副副装有死人骸骨的棺木，说是她们的孩子。对此，母亲们拒绝接受，她们要求知道绑架者是谁、杀害她们孩子的人的身份。她们觉得政府从未切实执行新法例。母亲们一直在抗争，以示不会忘记自己孩子的遭遇。她们要求惩治杀害孩子的人。她们抗争，要人们记得，从而令这些事件不再重演。但事实上，政府只能满足她们小部分要求。相比起其他利益，例如经济利益，阿根廷社会普遍将人权的起诉、人权的利益放在次要地位。现在，母亲运动举世闻名。在西班牙，不少城市如马德里、梅达利亚和亚尔梅利亚，均有以母亲运动命名的街道。在荷兰，有一个广场叫「五月广场的母亲」。自由和公义的抗争亦曾使她们获奖。她们亦与国际特赦组织等人权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母亲们亦为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争取社会公义，除关心政府的政策外，她们亦关心强制性兵役的问题。那麽，由一群悲伤的母亲所组成的小团体，如何能在一庞大的残暴政权下生存呢？答案可从军政府对母亲的回应中找到线索。最初，军政府选择对她们每周的聚会采取轻视态度，奚落她们，说她们是五月广场的疯妇。他们根本不了解母亲运动的政治性质。因此，并无镇压那些母亲。军政府的轻视态度，对母亲的行动很重要，因为这使母亲们有足够时间将她们的行动变成一项社会运动。由於政府最初并没有将这团体视为政治组织，故并无积极镇压她们的活动，直至政府发觉严重低估这组织时，她们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若要镇压她们，则必将受国际社会的抗议。另一问题是，为何一群从未参与任何社会运动的传统家庭主妇，会有如此决心，挑战社会的制度呢？答案是因为这运动是扎根於阿根廷的传统妇女角色 —— 母亲之上。而且透过这团体，她们的共同悲伤才得以宣泄。但母亲仍努力不懈。当阿根廷恢复民主後，母亲运动已搞得有声有色。她们支持工人、工会和穷人的罢工和抗议。即使已没有新成员加入，仍孤独地为正义而战。现在不止在阿根廷，她们更在国外行动，例如支持美国的印地安人、巴勒斯坦人和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有几位母亲甚至尝试到秘鲁，游说总统藤森正视其国内侵犯人权的情况，虽然最终也不获接见。她们也支持欧洲的反纳粹和反黑手党运动，亦曾抗议英首相和教宗，容许智利将军皮诺切特「逃责」的做法。五月广场的祖母（Grandmothers of Plaza de Mayo）在阿根廷，不单母亲为公义而抗争，众多祖母也为寻找失踪儿童而努力。在失踪的儿童当中，有数以百计是连同他们的父母一起被绑架，或是在拘留所中被掳走的。当局绑架了怀孕妇女，这些婴儿就在拘留所出生。「五月广场的祖母」成立的宗旨正是为了了解发生在这些儿童或婴儿身上的真相，如何寻回他们，送他们回家及讨回公道。这些失踪儿童，部分被证实已登记成为军人的领养子女，其馀的在获救後已不知身份。因此他们的公民权利、自由和自然家庭团聚权，是没有保障的。祖母寻找失踪儿童的工作，可分为四个层次。她们首先通知当地法庭，然後是外国政府，接着是国际社会，她们希望早日寻回孙儿，甚至刊登广告，利用公众的压力和个人调查达致目的。直至目前为止，已得知58名儿童的下落，其中8人证实被杀。而剩下部分儿童已与家人团聚，部分与祖母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些儿童通过一些法庭程式，确认自己的身份与失踪过程。每个失踪儿童在会见法官前会先被记下一份笔录档案，当找到进一步的资料後，这些证明会加进他们的档案中，帮助日後能确认儿童（或被绑架或被非法领养）的真正身份。为了保障将来也可以从血液测试样本确认儿童的身份，他们援引国际法N°23.511条成立了一个基因资料银行，所有曾被绑架的儿童及其家庭的基因资料，均会储存在该银行中。在纽约血液中心和科学促进协会（美国）的协助下，透过对儿童的祖父辈或叔父辈的特定血液测试，便可证明该儿童属於哪个家庭，准确度高达99.95%。这种测试可在附属於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政府的杜兰医院进行。这些祖母的行动与工作不单为了孙儿，更是为了下一代的儿童。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根、自己的历史，是人应有的基本尊严。参考资料： 1.《拉丁美洲政治体制》（Sistemas Politicos De America Latina）： Manuel Alcantara Saez原著，熊建成、洪惠纹翻译，国立编译馆出版社。 2.《拉丁美洲军人政权之研究》：汤世铸著，知书房出版，1996年 12月。 200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