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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11岁,那时我是甲A联赛的忠实观众和四川全兴的铁杆球迷.那年的甲A,著名的"成都保卫战",躁动着所有成都人的神经.那时的客场比赛很多没有电视转播,我竟然用家里那台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收音机窝在被窝里热泪盈眶地听完多场比赛.
最后一轮对八一的比赛之前,整个城市已经疯了.有球迷当着八一领队李富胜的面以死相逼求八一队放水.甚至有球迷彻夜地守侯在八一队下榻的宾馆前唱歌制造噪音,目的是为了不让八一队员睡好.
那天下午老师课上了一半就宣布放学,理由是今天保卫成都,我们为什么还要上班还要上课?
于是在整个城市的山呼海啸中,全兴队在解放军官兵的默契配合下完成了自我救赎.翟飚进球的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颤抖.据说赛后游行的人群用汽油点燃拖布和衣服,把整个人民南路堵了个水泄不通....
那是一个假球合法的年代,赛后无数的球迷拥向八一队下榻的宾馆彻夜高唱<<军民鱼水情>>.没有人指责那是耶非耶的放水,因为那种假球无关乎金钱,而在于情感.
1996年,我12岁.我来到英国的第二个星期就和学校里的一群短命孩子大打出手,原因是他们在操场上欺负学校里除了我仅有的两个中国人.那两个中国人就如同鲁迅笔下的晚清民众一般麻木不仁任人宰割,而我却跟一傻逼似地扑了上去,以一挑十,疯狗般地还击着.当我把一个倒霉孩子的脑袋磕向自己膝盖的时候,我心里洋溢着为国争光的巨大荣誉感.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什么没有种族歧视纯属放屁,从那时起我知道中国孩子在国外上牛津剑桥跟玩似的,但在洋人眼里永远是二等公民.要是没有那场架,也许我不会离开利物浦,也许会和当年那些跟着我屁股后面疯玩的小伙伴一样在牛津剑桥帝国理工里面和各色人种交流着改造世界的梦想.
但我从未后悔回来,因为我一直深信那是个鸟不拉屎的国度,我深信资本主义社会永远是水深火热的.
直到数年前,我父亲在英国的同事回国探亲时问我为什么不留在英国,我想了想回答说那里的人歧视我们,他说你也歧视他们不就完了,我顿时无语.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也许就是这样的.万物一般众生平等,人说猩猩丑,猩猩还指不定嫌人没有体毛呢.
1997年,我13岁.我发现学校里所有的男生都突然开始打篮球,没有人踢足球.而在我去英国之前是恰恰相反的情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那期间中国上映了一部日本动画片<<灌篮高手>>....于是男生女生都开始幻想自己成为流川枫,仙道和晴子彩子.而我,似乎还停留在大空翼的年代...
1997年,巨星陨落,我戴了一个星期黑纱.
1997年,我考上了传说中的盐道街中学.
我刚进中学由于头发长,不爱说话被人当成女孩子.为了这个无数次和人打架以证明我体内激荡的雄性荷尔蒙.上课时由于不专心听讲,不好好完成作业而被数学老师当成后进学生,跟我母亲说这个孩子完全没有希望,直接把我母亲的眼泪给气了出来.而我第一次数学考试就考了全班第一,老师宣布成绩的时候,那躲在镜片后面的小眼睛尴尬之至的样子,让我比高潮还有快感.
那一年,我爱上了马拉多纳,可是他已经退役了.我爱上了黄家驹,可是他已经死了.
1998年,我14岁。
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负责统计班级的作业收交情况。然后我便理所当然地以权谋私,不但自己从来不做作业,还如同孙悟空把阎罗殿生死簿里全体猴民的姓名全部勾销一般地罩着我的一干哥们。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被降职为体育委员,虽然名义上是平级调动,但我从此失去了不交作业的特权,不得不每天早晨7点就准时出现在教室里加入抄作业的人潮人海中。
那年大家似乎开始集体发育了,春心萌动,情思荡漾。班里的男男女女再不像以前那样泾渭分明地划分界限,而开始了眉来眼去耳厮鬓磨的暧昧。也开始有女孩子给我递纸条,却被我苦口婆心地拒绝,我的理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和踢球上。
那一年我收获了生命中最好的朋友郭牧川。
那一年我会为了一张巴蒂的海报穿越大半个成都去买一本3块7的足球俱乐部。
那一年世界杯,我的心脏和阿根廷的天蓝色国旗一齐跃动。阿根廷被荷兰淘汰的那个凌晨,我在最后一分钟博格坎普的绝杀后关掉了电视。然后一直做着同样一个诡谲的梦,梦里阿根廷在最后一分钟扳回了比分,进球者是那个熟悉的矮胖,粗壮,却一往无前的身影。
1999年,我十五岁。
我和郭牧川形影不离。我们一起逃课一起作弊一起品评某个街边偶遇的艳丽女子一起在偏僻的角落狼吞虎咽着一毛一串的油炸土豆。
我和郭牧川用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手法混上了英语课代表。每天清晨晨读时段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们手握着让任何一个看不顺眼的或看得极顺眼的人站起来读书的权利,看着他们把“I think”读成“爱新科”,我俩在讲台笑得满地打滚。
我们所做过最过火的事情就是利用帮老师批改竞赛试卷的机会,把郭牧川的成绩人为拔高,直到这家伙作为我班仅有的两人代表盐道街中学参加全省英语竞赛。当然这个结果是他自己也没预料到的,他只得含着屈辱的泪水去给盐道街中学的荣誉室增添了一个参与奖。。。
那一年我们利用职权之便联合另一个二逼孩子贪污了10块钱班费,然后为了三个人如何均匀分赃研究了一下午。
那一年我在班里给同学讲黄色笑话,结果笑得我自己跌了一交,血流满面。
那一年青春灿烂得一塌糊涂。同样一塌糊涂的还有我脸上的青春痘。我对着镜子告诉自己我终于发育了。
2000年,我十六岁。
初三的最后一学期。我像模像样地好好学习着,为了进入高中部的理科实验班。
午休的时候我经常和当年那个和我们一起贪污公款的二逼孩子一起到教学楼阳台上研究六脉神剑的人体工学原理。
那年我们班上的男生喜欢集体出动跑到同学母亲的办公室里给婚介所拨打骚扰电话。
那年我用家里的拨号上网登陆境外的成人网站。
那年我为了保送而奋斗,但决定保送资格的诊断性考试成绩并不理想。老师说保送名额是20人。我觉得自己没有希望。
于是我努力复习准备迎接中考。而已经确定保送的郭牧川则在疯玩,对他来说初三已经提前结束了。
在中考前的一个星期,学校教导主任把我叫出了教室,给了我一张保送生申请表。我热泪盈眶地握着主任的手,得知保送名额扩大到22人,而我就是第22名。
从那时起我爸就开始叫我孙山。我一辈子的运气似乎在那一刻用尽了。
2001年,我十七岁。
在那个传说的实验班。我并没有感受到传说中的学习气氛。而是忙着营私结党。
我结识了三个兄弟,当时只是纯粹的意气相投。却没想到日后他们三人会陪伴我度过怎样的牛逼时光。
我们理所当然地霸道行事,肆意妄为,在那个流行花园红透半边天的年代沿袭着F4的轨迹。
那年郭牧川不堪忍受猪头班主任的压迫和SM,愤然决定转学,那个下午我趴在桌上,泪水和鼻涕逆流成河。结果他转学后的第二天早上就背着可爱的小书包屁颠屁颠地迈进了教室,我问你娃不是去七中了吗,他笑嘻嘻地说那边竞争太激烈,还是盐道街好。
那年我叛逆得无以复加,公然顶撞老师,缺席每一次班级活动,和校内校外的各色人等厮混。
那年我们四兄弟一齐去峨眉山旅游,把好端端的道教圣地搅了个鸡犬不宁。
那年我在期末考试考出了前所未有的差劲成绩,拿到成绩单的我坐在家门口冰冷的楼梯上久久不敢敲门,在漫长的挣扎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进屋,却发现我妈还没回家。。。
2002年,我十八岁。
那年的年初我们四兄弟再次出游,去了西岭雪山,在冰天雪地里极尽恶搞之能事。我们没注意到大雪封山的警告,傻乎乎地登上了冰封雪锁的万丈峭壁。生平第一次和死亡如此的接近。我不会忘记,要不是一堆积雪的阻挡,我已经从满是凝冰的山路上滑下悬崖,尸骨无存。我更不会忘记,在绝望的严寒里,我的兄弟王若牛把他的手套义无返顾地脱给了我。
那年我参与了中国男子足球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全过程。当韩乔生老师哽咽着说出“圆梦”时,我丝毫不顾我妈的奚落和取笑,泪流满面。
那年阿根廷在小组即被淘汰,我趴在课桌上昏睡了一天。我发誓我再也不做球迷了,太傻太天真。
那年我初恋。如同一切小说电影里描述般的青涩,幼稚而美好。并且如同当时的每一对情侣一般地躲避着老师家长克格勃般的侦察手段。
那年夏天我成年了,我很高兴我不再是一个小孩子,同时很纳闷为什么我还是不能正大光明地观看A片。
2003年,我十九岁。
传说中的高三,我并不觉得灰暗。相反在高三上期我仍在疯玩。我们的班主任,长得和小品演员严顺开一模一样的周老师和蔼可亲,于是一贯喜欢欺负弱小的我更是变本加厉的和周老师玩起了侦察与反侦察游戏。每天放学后我便纠集一干同党在操场上踢足球,而周老师则不辞辛劳地赶来妄图抓我们个现行。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充分利用乒乓球桌,开水房,篮球架等物件就地隐蔽,高度近视接近1000度的周老师自然是找不到我们,仅有的几次收获是把他同在盐道街读书的儿子逮了回去。
说到他的儿子,引出一段佳话。高中生物课学到遗传学的章节时,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小论文。一贯对作业敷衍了事的我这次却格外重视,因为我想通过这篇论文在遗传学界一鸣惊人,从而改变大家心中对我固有的只精通生理卫生学的不良印象。
于是善于观察生活的我注意到了这么一个现象,周老师的耳道外侧郁郁葱葱地生长着许多毛发,我在《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里查得这是遗传疾病“外耳道多毛症”,属于Y染色体遗传病。意即此病传儿不传女,只要后代是男性,那么必然遗传此症。
我找到一个机会,用一串烤排骨为饵成功接近了周老师的宝贝儿子,并惊奇地发现他的外耳道细若凝脂,平滑如镜,并无一根杂毛的存在。
我知道生物书是不会错的。错的只可能是伦理,是纲常,是命运。。。。
于是我把写了一半的论文撕得粉碎,从此打消了进军遗传学界的念头。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前途毁了一个美满的家庭。既然大错已经酿成了十多年了,那么就让它继续错下去吧。只是以后我见了周老师的“儿子”我不会再请他吃烤肉了。
高三上期的记忆是由教室,电影院,好乐迪,球场所拼接起来的。到了高三下期,我突然意识到离传说中的黑色六月已经不远。我该努力了。
2002年12月,我在成都双流机场给我的兄弟郭牧川送行,我和他抱着哭,还有他的母亲.这和机场里其他去新加坡的学生兴奋得张牙舞爪满脸潮红的神情极不搭调.
郭牧川只跟我说了一句话: 好好学习.
多年以后我认为这是丫这辈子最感人的一句话.
于是我学着日本漫画里的人物,在脑门上围上一条写有“牙买爹”的白色头带(后来才知道应该是“干巴爹”),夜以继日地苦读着。终于在最后的几次诊断考试里把成绩稳在了班上的前十五。按以往盐道街实验班的水平,这个名次意味着北航,浙大,上交。
我参加了成都市中学生运动会100米和200米,拿到了三级运动员,这意味着10分的加分。
我踌躇满志。
物理老师成天在课堂上洗刷着我们,不好好学习就去读隔壁的大学(指川大)。
高中的打架群殴找校外学生火并很多外援都是川大的在校生。
最过分的是川大的一学生竟然贪污了我的一个PS震动手柄,还了我一个普通手柄。这就相当于贪污了一个女人的丈夫,还她一根黄瓜。这太恶劣了。
综合以上理由,我立下毒誓:山无棱,天地合,才去读川大。
高考前一天,试卷在四川南部县被盗。于是换题。
于是我们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前所未有的变态试卷。
我考数学时分明听见身后有人在哭泣。走出考场时我觉得天快塌下来了,鱼贯而出的考生竟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人的脸都是绿的,于是我松了一口气。
填志愿,我不敢填外省高校,尽管事实上我只要上一本线,第二志愿川大铁定录我,也就是说第一志愿我甚至可以填国务院。但是我还是在一志愿填上了川大,偌大的志愿表里,孤孤零零地只有第一志愿。四川大学信息安全专业。
川大,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上你。
我还做了两件伟大的事,我的兄弟王若牛手里拿着两张志愿表,一张第一志愿是上海交大,一张第一志愿是川大,正在犹豫着交哪张上去的时候我淫笑着把他拿川大表的那只手给举了起来。。。。
于是他以577+50的高分被川大录取,而那年上海交大的提档线是530,川大提档线是496。。。。(兄弟我的分数是546)
另一件伟大的事,是在我的另一哥们曹雨填写志愿时,二志愿填川大的时候茫然地不知选何专业是好,于是我又不失时机春风化雨地笑了,温柔地告诉他:信息安全,这专业牛。。。。结果这老兄真落到了第二志愿。
我的两次淫笑,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四川大学招生办真应该感谢我。我整个就一人贩子。
川大,我不但自己上了你,还带了两个哥们一起上你。我可够意思?
2003-2007
我的大学。足球,兄弟,酒。
2008,我将步入社会,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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