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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楼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鉴于施工方进度缓慢，影响了业主的入住，希望施工方加快进度。
现赠送卫生宝鉴前言一篇，以示鼓励。
卫生宝鉴前言
有天地然后有生命，有生命而后有医药。医药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诞生的，也是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进步的，同时医药的进步又是人类文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纵观世界历史，有的人群因疾病而消失，有的文明之花也因疫疠而枯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历史，也与中华民族自己源远流长、风格独特的医学文化分不开。无论是从吸取先民优秀的医学成果为现代人民身体健康服务，还是出于对中国医学文化维护中华文化健康成长之历程的了解，都有必要对中国古代医学作必要之了解。出于此，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卫生宝鉴》系列，对中国古代医籍进行系统整理和介绍。
一、 中国医学发展简史
传说的历史看，中医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步。自岐黄问医，神农尝药，医学便在中国历史的蒙昧状态中产生了。就象中华礼乐文明肇自轩辕黄帝时期一样，传说中医药的发生与定型也在5000年之远的黄帝时代。宋张杲《医说》曾据《帝王世纪》、《世本》、《内经》、《本草》等文献考证，所有早期医林人物，诸如岐伯、巫彭、巫咸、余跗、雷公、桐君、伯高、玉女、玄女、素女等，都是黄帝之臣，特别是文献说：“岐黄问对，始有《内经》”，《世本》作篇又说“巫彭始作医”，更明白不过地告诉人们，医学的产生正在黄帝之时!黄帝时代固然是传说的时代，黄帝纵非一个真实的人物，但也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亦即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代表。黄帝之世始有礼乐，黄帝之世已创医药，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仅仅是人们出于对黄帝始祖的神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距今4000—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骨针、骨锥，有的无穿空无锥颖，说明并非作鏠纫之用，而与《内经》中的“九针”之铍什、锋针绝类似。604年代在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石制砭石，都是中国医药伴承受着文明社会到来而诞生的真实写照，是医与礼同源共贯的原始物证!
至夏代，大禹治水，身体偏枯，手足胼胝，传为禹步。文献又载大禹之时，伯益经山际海，记其异物，遂为《山海经》。《山海经》载有“操不死之药以距死气”的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之人，还有十巫行医、灵山采药的记载，更有大荒海外异物奇兽药用功能的记录。《山海经》一书，已记载 120余种药物。《山海经》纵然不是夏代伯益所著，而其中所记上古之事十分辽远，其绝非战国秦汉事迹可知。
只不过当时医巫同体，迷信与科学薰莸同器，医药的灵光被巫师的迷信所晦而已。即使以现殷墟出土的信史资料甲骨文论，这一现象犹然存在。在甲骨文中，人们在辞中反映出明确的疾病分辨能力，诸如“疾目”、“疾首”、“疾耳”、“疾齿”、“疾舌”、“疾言(咽喉痛)”、“疾自(鼻)”、“疾身(腹)”、“疾足”等十馀种疾病，同时还记载了生儿育女、梦幻臆病等疾病现象，表现出较强的疾病分辨水平。但是，这些见于卜辞之中的零星疾患资料，并未体现出时人如何用医药进行诊治的记录，而是以祈求先祖的降灵和天神的赐神，来予以平复。这一现象，也许就是古汉语中“医”之或体从“巫”作“毉”的原因吧？(按，医字繁体又从“酉”作“醫”，酉即酒也，酒为百药之长，酒亦药也，故医字从酉)也是“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的子曰之最好注脚。
“周人尊礼，事鬼敬神而远之”(孔子说)，于是有张扬人类文化功能，贬斥神巫作用，进行巫医分途之革命。《周礼》巫、医两官分途，一属之《天官冢宰》，一属之《春官宗伯》，官有分属，职有专司：“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云云，纯为祭祀巫祝之事。又曰：“医是由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云云。这里，不仅将巫医职事分别甚明(尽管祝官还带有“除疾殃”的功能)，而且还规定要依据医师治病救患成功的业绩来分配其俸禄，这无疑对巫、医的彻底分道扬鏕，加速医学技术的提高具有最直接的促进作用。周代医官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出现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职业。
东周时期，王权下移，礼乐崩坏；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从前只见于王官，只活跃于内庭的医师(或巫师)散在草野，布于民间，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批以游走于民间，出入于朱门蓬户的著名医生。医和、医缓、扁鹊等人，就是这批人物的代表。他们继承先辈救死扶伤的优良传统，总结前辈的医疗经验，奔走四方，扶病起废，医术往往出神入化，深得人们爱戴。《史记》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鄣，闻贵妇人，即为帶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痺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爲小儿医。隨俗为变。在周人医学分科的基础上，扁鹊将中医学进一步专业化了；同时他还提出了望、闻、问、切的诊治方法，实施了药物疗法、针灸疗法和手术疗法等治疗手段。
随着医疗实践的增多，医疗经验的积累，人们对医药事业的要求也越来越提高，在春秋时期有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礼记曲礼》)、“三折肱知为良医”(《左传》定公十三年)之说，表明对医药知识经验积累的重视。这一时期，伴随着诸子百家争鸣这一学术形势，医学家们自觉地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引入医学理论领域，作为争鸣的百家之一活跃于学术领域，这不仅促进了中国医学理论的系统化和哲学化，而且为先秦时期的诸子争鸣丰富了内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被证明是早于秦汉之际成书的《黄帝内经》，就是这一时期医学的重要遗著。后来班固撰《艺文志》将其与《诸子略》并列为《方技略》，于此可见其重要地位焉。
经春秋战国的发展，医药学在秦汉时期进入了成熟悉和定型期。秦始焚书坑儒，“医药种树之书”不焚，使战国以来的医药文献和成就得以保存。汉代社会，学术文化进入中国历史一繁荣期，汉武帝独尊儒术，但是其他诸子文献也得到了很好的搜集整理和保存，中医文献也是如此。司马迁《史记》为医林人物设立了专门的《列传》，扁鹊、苍公、淳于意等一批名医事迹得到完整的记录。汉成帝时，向、歆父子领校群书，按排了时任侍医的李柱国“校方技”，方技者即医书是也。依据这次整理成果改编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著录了36家医学著作，可见其时医学成果之夥 !特别是著录时将神仙置于方技之末，这既反映了当时巫、医分离未能彻底的历史实际，也高扬了巫祝在医疗领域退居次要地位的时代主旋律马迁在《扁鹊列传》中将“信巫不信医”列为疾病“六不治”之一，更是对巫祝作用的彻底否定。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汉文帝时候入葬的大批文书，经整理医学著作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二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方》、《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十五种，这批抄录于秦汉时期的医籍显然是春秋战国医学成果的记录，在汉代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汉代医学的一项伟大成就是《黄帝内经》的整理和结集，这为整个中国医学奠定了从脏象、病机、运气，到诊法、治则等一系列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从而为中国医学确立了最高的学术经典 !
东汉末年，医圣张机(字仲景)在总结时人以及前贤的临床诊治经验，撰著《伤寒杂病论》(含《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分)一书，对治疗外感热病和内科疾病以及部分外科、伤科和妇儿科疾病诊治理论和经验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了“辨证施治”的中医治疗原则，为后世临床医学奠定了基础。《三国志》、《后汉书》华佗传都记载，华佗发明麻沸散麻醉病人，以进行刳肠浣胃、剖判腹背等大型手术。《关羽传》所记“刮骨疗毒”，《抱朴子》所说张仲景“穿胸以纳赤饼”等故事，当亦是此类麻醉药的神效。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中医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著《脉经》，在前代著作《难经》“独取寸口”诊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使之规范化,并归纳了二十四种脉象，提出了脉、证、治并重的理论。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影响到国外。 6世纪传到朝鲜、日本,11世纪阿拉伯帝国著名医家阿维森纳(Avicenna 980～1037)所著《医典》中便吸取了《脉经》资料，17世纪时《脉经》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除《脉经》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针灸专著有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西晋葛洪的《抱朴子》和《肘后方》是炼丹和方书的代表著，制药方面有南北朝雷敩的《雷公炮炙论》，外科有南北朝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病因病机专著，隋唐之间的《颅囟经》是儿科专著，唐代苏敬等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唐代还有眼科专著《银海精微》,孟诜的食疗专著《食疗本草》,蔺道人的伤科专著《理伤续断方》，咎殷的产科专著《经效产宝》等。
此外，唐代还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从南北朝开始有太医署的设置，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立医学教育机构。
宋代，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政府创设“校正医书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收集、整理、考证、校勘,出版了一批重要医籍,对促进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代开始设立官办药局，推广以成药为主的“局方”。在宋代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于1026年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次年又主持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针灸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
金、元时期，出现了医学流派,称为“金元四大家”,《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序曰：“儒之门戸分于宋，医门戸分于金元。观元好问《伤寒会要序》，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爭；观戴良作《朱震亨传》，知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学爭也。然儒有定理，而医无定法，病情万变难守一宗。”总目所谓“医分于金元”即指金代刘完素(刘河间)的“寒凉派”、张子和的“攻下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和元代朱震亨(号丹溪)的“滋阴派”。金元医学流派的形成 宋廷在公元1126年被迫南迁，
北宋时的文化中心处于金的统治之下。由于北宋时医学理论探讨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在金朝所辖地区的一批民间医生为了解决因当时战乱环境出现的医学新问题，开始了新学说的探讨，出现了医学流派之间的理论争鸣。在此以前,由于地域习俗,或医家个人经验等原因，也曾出现过医家偏爱使用寒药或热药的现象(如民谚称:“藏用檐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即说石藏用好用热药，陈承好用凉药），但没有形成学派之争。金元时的医学学派争鸣则不同，各派有自己的理论见解和与之相对应的治疗主张，有自己的追随者和影响面。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又都以《内经》为学术渊源所在，但却对疾病的产生和治疗有着迥然不同的见解，这表明他们在各自医疗实践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内经》
中的理论思想予以深入的发掘。 学术上的新见解往往是为了纠正时弊或解决新问题而发。北宋时对《伤寒论》的研究比较多，而伤寒家们遇外感热病多从伤寒考虑，好用温热药；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外来的香料药也为当时的许多医家所好，《和剂局方》的许多成药，即多香燥之品。因此滥用温热香燥药物已成时弊。宋金对峙,战乱频仍,疫病流行，运用古代的成方已适应不了新的医学实践,因此,金代刘河间、张元素均从运气说入手，提出新的见解。张元素的名言：“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可以看成是金元医家要求变革、对医理进行新探讨的共同思想基础。刘河间的《素问玄机原病式》着重阐发了《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认为其中以火热有关的病机最多。他还认为，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之中，火热有二（火、暑），其他四气也都能化火生热，火热又往往产生风、燥。因此，他的见解是“六气皆从火化”。从这一立场出发，刘河间治当时的伤寒（实则多为后世的温病），多用寒凉药，创制了一系列的清热通利方剂，故后世将他作为“寒凉派”的代表人。刘河间的弟子和私淑弟子继承了他的学术思想，形成了“河间学派”。这一派成就最大的是张子和，他认为天下太平之时，人多静逸,静属阴，用温药解表发□,有些效果。但像他所处的天下大乱之时，战争、饥荒、赋役迭相扰动,动属阳，诸病从火化,再用辛温就不行了，应该用刘河间的辛凉之剂。鉴于当时某些医生好补成风，滥用香燥,故张子和旗帜鲜明地提出治病必先攻邪,邪去则元气自复。他的攻邪思想落实在发展和丰富了□、吐、下三种治疗大法上，故后世将他称作“攻下派”代表者。张子和的□吐下三法与《素问》及《伤寒论》某些论说也有密切关系。
与刘河间同时代的张元素则是易水(张氏为易州人)学派的创始人。这一派的成就在于对脏腑病机学说有新的阐发。张元素十分崇尚张仲景用药法，认为用此治内科杂病也有神效。 他在治疗内科病时， 主张以脏腑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尤其强调“养正”，正气强， 邪自除。 他的学生李东垣发展了脏腑辨证和“养正”说，以《素问》“土者生万物”立论，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李东垣根据他在战乱环境的医疗实践,体会到“饮食劳倦则伤脾”(《难经》),而脾胃为生化之源，人以胃气为本，因此他创制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方，用以调补脾胃。故后世称他为“补土派”代表。李东垣的弟子罗天益，继承了重视脏腑辨证的传统，又对三焦辨治续有发挥。王好古则发展了“阴证”论，主张用温养脾肾法进行治疗。以张元素、李东垣为轴心的易水学派，重视内伤证的脏腑调治，和重视外感证的六气皆从火化的河间学派在看问题的角度及处方用药上大相径庭。因此两派传入互相抨击，指责对方学说在某些临床问题上的失误。
从学术发展角度来看，易水学派在观点和用药方面并无突破性的创新。重视脏腑辨证，在《金匮要略》、《中藏经》中已有体现。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更是明显地依据脏腑寒热虚实用药。脾胃的重要性在《素问》中也已直陈无余。李东垣等承其余绪,续加弘扬,其处方用药虽有独特处，但仍未脱离 《和剂局方》 温补辛燥药的窠臼。相比而言，河间学派无论在理论还是用药方面都是一种革命。 他们一反伤寒用药、 服食用药、《局方》 用药均偏温燥的积弊，运用新的思路从 《素问》病机十九条中引出了火热论的观点，这不仅对当时外感热病的治疗有现实意义，而且还为温病学说的兴起打开了道路，影响深远。当河间学说在元代传至南方的朱丹溪之后，由于地域环境发生了变化，其学说又进一步得到发挥。朱丹溪认为南方的疾病，湿热较多，湿热和火热病机不同，不可套用河间治火热之法，更不能采用《和剂局方》的辛燥香窜之方。朱丹溪受理学影响很深，对《素问》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把医理和哲理相结合,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见解,主张用滋阴降火的方法来补肾养阴，创造了太补阴丸等一系列方剂来实现他的见解，因此后世称他为“滋阴派”的代表人。朱丹溪的学术见解在明初风靡全国，影响很大。由河间学派衍生出来的温热学派，在清代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而其基本的出发点，仍是刘河间对火热证病机理论的阐发。因此，从历史的高度来看，河间学派开拓的是一大块医学新领域，其成就远在易水学派之上。
金元的医学流派从整体分为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近现代又将这两派中卓有建树的四位医家称作“金元四大家”，按他们的治疗学术主张分别称之为寒凉派（刘河间）、攻下派（张子和）、补土派（李东垣）、滋阴派（朱丹溪）。其中朱丹溪虽源自河间，但其立论和治疗的重点实际上已转向了内科杂病。明代以后，金元两派的直接攻讦渐次消失，但由此而引起医学理论争鸣却愈演愈烈，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与《内经》时代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形成相比，金元的医理探讨又螺旋形地上升了一个层次。结合新的医疗实践阐发新说，并建立与新说相适应的一整套理法方药，是金元及其以后医理探讨的新特点。
明清时代的医学流派 金元医家的争鸣，掀开了此后各种医学流派蜂起的序幕。根据新的医疗实践创立新说，改变古方，以治新病，是金元各派医家的共同特点。传统古方（主要是张仲景方）的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明代前半期，朱丹溪、李东垣的学说影响甚广,滋阴、补气法的运用已近乎泛滥。明末清初,中国的文化界又有一个小复兴时期，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均有新的发展。为了更深一步地发掘早期经典著作中的朴素的辨证施治思想，一批卓有见识的医家把《伤寒论》研究推向新的境界。他们借整理《伤寒论》为由，不断地阐发各自对伤寒证治的新见解。这一风气在清乾(隆)嘉（庆）以后，受儒学考据之风影响，更加炽盛，形成了历史上的伤寒学派。
在金元学派发展的基础上，明代中后期又形成了一个“温补学派”,首倡者为薛铠、薛己父子,影响及于晚明之赵献可与张景岳，继而发展了肾与命门、阴阳的理论。这一派认为,人之生气以阳为主,治病则应重用温药和补药。明代时，就有一批医学家要把伤寒、温病和温疫等病区别开。
到了清代，温病学说达到成熟阶段，其中一批影响较大的医学家，如著《温热论》的叶天士,著《温病条辨》的吴又可,著《温热经纬》的王孟英等,这一学派被称为温病学派。
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产生了中西医汇通派，其中一批著名医学家如唐容川、恽铁樵、张锡纯、张山雷、杨则民等人，他们主张“中西医汇通”和“衷中参西”等，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历史上各医学流派，此伏彼起，互相争鸣，互相补益，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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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5-6-19 21:3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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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笨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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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5-6-21 00:2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