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从历史来看:不断加剧的政治灾难和经济破产[/I]
一个经济濒临破产的国家如何拖过了五十年?而看起来还像是一个能与欧洲,澳洲,加拿大平起平坐的国家。一系列不断的经济错误和政治失败造成了如今的局势。“没有什么再能挽救阿根廷,这是整个国家的衰退”,Emilio Tenti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学家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如此感叹道。
直至1950年,阿根廷主要靠向全世界出口食品而致富。当时的国民人均收入甚至超过法国。谷物与牲畜的出口让阿根廷成为经济大国。但欧洲的农业复兴改变了这一切。阿根廷农产品出口锐减。随后,庇隆政府大规模推行的工业化进程,其极端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缺乏竞争力,50年代阿根廷经济陷入停滞。从1965年起,国民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而这种状态竟一直持续了25年!1976年,割据潘帕斯而拒不执行土地改革的大农场主支持军人独裁政府上台。数年后,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军政府不得不做出“稳定和复兴经济,重建伦理道德”的承诺。而实际上,军政府的措施虽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却给本已失去活力的工业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汽车制造业,冶金业,纺织业相继发生破产。1981年,通货膨胀率高达500%,失业人口不断增长,所欠外债已达450亿美元。之后的两届民主政府, Raul Alfonsin (1983-1989), Carlos Menem(1989-1999), 接过了重建国家经济的重担。为了遏制高达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梅内姆和他的经济部长Domingo Cavallo于1991年实行一比索兑换一美元的捆绑汇率制。物价马上得到稳定。阿根廷人的购买能力提高了。人们大量消费,甚至超前消费。进出口贸易逆差扩大。国家外债逐年激增。政府筹集资金,进行私有化改革,减少社会开支,克扣退休金。官方提供的失业率已超过18%,然而实际情况更糟糕。如今一半的阿根廷人处境艰难。
从政治上来看,民主制度从未完全在阿根廷站稳脚跟。尽管庇隆当政前期(1946-1951)倍受非议,阿根廷人民人特别珍视法制社会和民族独立。但是动荡的政府使国家权力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从1955年至今,阿根廷共更迭了22位国家元首(与之相比,法国6个)。民选政府与军政府交替掌权十次,结果无一成功。在那段最长也是最血腥的军政府统治中,(1976-1983,Jorge Rafael Videla)据估计有10,000至30,000反抗者被杀。军政府的黑暗统治于1983年,也就是马岛战败的第二天被推翻。从那以后的历届政府一直推行维护和平,民族和解的政策,并致力于肃清军人独裁分子,以求最终结束恐怖的军政府时期。然而不时见诸于报端的政治丑闻仍不能让阿根廷人对政治满意。1995年,一位名叫Adolfo Scilingo 的军舰舰长在一本书中披露,曾有2000名政治犯被阿军方飞机活活抛入大海。“那些丑闻,每天翻开报纸总会发现一些。不是太大的事都不会让我们吃惊了”,Emilio Tenti 说,“我希望这个‘迷失的社会’,这次危机不要把国家带向混乱。我们应该多信赖我们的政治家一点,因为如果Duhalde的政府也失败的话,国家又将出现无政府状态,在那种情况下,军队很容易又会干预政治。”
[I]从文化方面来看:抵抗危机的最后一道壁垒[/I]
阿根廷文化的状况要好得多。对于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阿根廷人来说,90%的人坚信文化是抵抗危机的最后一道壁垒。如今,尽管阿根廷拥有她的159家地方报纸(法国才80家),她众多的博物馆,她对歌剧的热情(由世界上最大歌剧院之一的科隆剧院为标志),她的绘画和博卡区的雕塑,这些似乎已不能在感动阿根廷人。一些年轻的作家纷纷去海外发展。知识分子从未与政治记者获得同样的成功,倒是那些文学酒吧还门庭若市。破落的中产阶级自我安慰的抛弃了梅内姆时代的物质享受,他们又记起那些能淡忘贫穷之苦的大众文化来。他们回味起探戈和民谣,在那里面商人永远有钱有势。探戈在音乐厅里焕发了第二春。
长久以来,这个班多内翁之国,这件深受欧洲影响又明显带有阿根廷风格的乐器,正如阿根廷人自嘲地给自己下的定义一样: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在英国说着西班牙语脑子里还想着法国。
(玛法达爱米盖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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