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岁月

柳如烟

作者：曦和 　　一 　　我叫丁乐，音乐的乐，不是快乐的乐。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八八年，那年我只有十七岁，是F市红旗中学高三四班的学生。五月六日那天的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家里的饭桌前吃早饭，早饭也还是老一套，一小碗稀饭、两根油条。我刚把喝完稀饭的脏碗扔进洗碗池里，还没来得及整理书包，派出所的周所长就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他拿出一张刑期为一年半的劳动教养通知书，让我在上面签字。他说送我去劳教农场的车已经停在派出所里了，收拾点衣服就跟他走。 　　周所长过去只是附近派出所的户籍警，前两年才升了所长。我出生时的户口就是他给我报的，而现在又要麻烦他为了我的事，大清早特地跑一趟，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我红着脸从他手里接过那张劳教通知书，薄薄的一张，有点像大学录取通知书，只不过盖在上面的大红印章不是某大学的，而是劳动教养委员会盖的。慌乱中，我翻遍体了客厅也找不到一支签字用的笔，只好问周所长借了支钢笔，趴在客厅的饭桌上签了名字。在签名时，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字写的不漂亮，所以特意很用心的一笔一划的写着，但是写完以后一瞧，发现字还是没写好。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他也曾在公堂上很认真的画过圈。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同样深刻的体会到画不圆一个圈的失落心情，好在我比阿Q要聪明一点，知道无论我的字签的有多好看，结果都不会为之改变。 　　我让周所长等我一会，就跑进自己房间去，胡乱的整理了几件衣服和一床被子，又书架上和枕头旁边抽了几本书扔进一个小皮箱里，这些书让我的行李变的沉甸甸的。离开家时，我想对坐客厅沙发里发呆的父亲和哭泣的母亲说点什么，可愣了一会以后又想不起来应该说什么，于是只好说了声：爸，妈，我走了。就让周所长用自行车后座载上我的行李，跟他去派出所了。我跟在他自行车后面走路时，他回头跟我说：丁乐，本来要用警车直接来带你走，但是你毕竟只有十七岁，又是个女孩子，将来还要做人的，左邻右舍看到了对你影响不好，所以只有委屈你自己走着到派出所去了。 　　三天前，我已经被派出所请去过一次，原因是我指使邻居家的两个男孩子，把停在电影院门口的三十多辆自行车全部扔进旁边的臭水河里。那天是星期一，我正趴在课桌上做高考练习题，教导主任突然走进教室，脸色铁青的冲我挥了一下手说：丁乐，你给我出来一下。我心里咯噔一下，马上就猜到星期天晚上干的坏事被人揭发了，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小声嘀咕了一句：出来就出来。到了教导处以后，等在那里的片区民警就把我带去了派出所。我相信那两个蹲在派出所墙跟边上的男孩子还是比较讲义气的，一定是磨了好久才把我供了出来，因为我不但比他们晚进派出所三个小时，并且还是最后一个被逮到的。 　　跟我一起闯祸的两个男孩子是一对双胞胎，比我小一岁。我们仨不但住在一个大院里，连生日都在同一天。打小就喜欢凑在一起，属于有祸一起闯的死党。那个导至我改变一生命运的星期天晚上，我和他们本打算去看电影，但是在电影院门口，我见到了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初中同学何美美，还有她那辆永远光洁如新的自行车......许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我为什么要把电影院门口的自行车全部扔到河里去，因为我给所有人的答案都是沉默，包括在派出所。鉴于我这种不知悔改的态度，以及我让两兄弟把看车老大爷推倒在地，再冲过去踩了几脚，让他直到我们把所有自行车全部扔进了河里也没有爬起来的恶劣行为，我得到了一年半劳动教养的最高行政处分，而那两兄弟也得了个被学校记大过的被行政处分。 　　每个人的一生总是会犯下这样那样的错，严重的、轻微的、预谋的、偶然的、为人所知的、隐晦一生的。虽然有些错可以允许你模糊不清，允许你暗地里后悔，允许悄悄的改正，但是有些错会严重到必须由别人帮着你才能改正的地步。而我正是犯了后一种错，所以当时的我虽然还不能称为罪犯，但是也已经失去了悄悄改正的机会。就象有位大文豪说过的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有着相似的幸福，不幸的家庭有着各自的不幸。”总而言之，我的不幸已经非常清楚的写在那张劳动教养通知单上了，那就是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将失去一年半的自由时光。我不清楚别人是怎么看待犯错和犯罪的，但是在我眼里，犯错和犯罪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前者的叫法比较含蓄一点而已，付出的代价有时往往是相同的，甚至更重一些。 　　我很怕这一年半会过的很闷，所以我没有忘记带上几本耐看的书。我现在可以记得带去的书的名字只有两本，一套两本装的《红楼梦》，一本《简爱》。《红楼梦》在到了农场以后就被没收了，劳教队的干部认为我可以看《简爱》和其它几本书，但是看《红楼梦》就会影响我的改造，至于为什么《红楼梦》这本书会影响我的改造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一直很纳闷。我想就是把这个问题给曹雪芹来回答，他也一样说不清楚。 　　我戴着手铐，坐了六个小时的警车才到了劳教农场。有三个小时车子都是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行进，颠的我骨头像散了架。在路上时，由于我是第一次戴手铐，冰凉的金属弄的我的手腕很不舒服。因为押送我去农场的派出所的两个片警都是住一条街上的邻居，所以他们给我戴的手铐只是象征性的，松到我可以把整只手从手铐里抽出来。我一路上就老是把手从手铐里抽出来研究它，最后一不小心，还把手铐弄掉到座位下面，片警听到手铐掉在车板上的声音就批评我一点也不配合他们的工作，还说的确应该送我去改造改造。我被他们的批评弄的怪不好意思的，赶快把手铐捡起来套在手腕上，冲他们抱歉的笑笑说自己有多动症。他们说不管你有什么症，到了农场包管你治好。我琢磨了他们的话好半天，自言自语了一句：有那么神吗？ 　　快到农场时，时间已近傍晚，空气好的出奇，城市里少有的绿色在这里漫山遍野。这种绿不同于城市公园里的绿，它是有层次感的，感觉一个生命套着一个生命，永不停歇。我很难用文字准确的描述我的这种视觉感受，我只可以提醒大家去看看《大话西游》这部电影，电影里有几个紫霞仙子在空旷的芦苇荡里穿行的镜头，那就是我第一眼看见农场的感觉。当我后来离开这里以后，我只要梦到农场，梦的开头一定是夕阳下那片一眼望不到头的绿色茶田，而我就缓缓的在里面穿行着走向农场，没有警车，没有手铐，也没有人，有的只是无数虫子躲在暗处一起鸣叫......在这些鸣叫声里，我的整个身体被浸成了绿色。 　　农场值班室的女干部仔细的搜查了我的行李，没收了所有影响我改造的东西，例如两本《红楼梦》、一把小的可怜的铅笔刀、几张信封和邮票。我问她会不会给我发一套劳教队的统一服装。她回答说没有，让我穿自己带来的衣服。我就说不是所有电影和电视里的犯人都有统一服装穿的吗？她显然有些不耐烦起来，瞪了我一眼说，没有就是没有，哪来那么多问题。于是我就知趣的闭了嘴，只在心里后悔自己走的太过匆忙，就带了几套薄衣服，忘记了拿冬天的衣服，看来过段时间还要麻烦父母再给我寄来。两个片警在我被送到队里时，对一个农场的女干部说我的情况有点特殊，既没有前科，还是在校生，希望劳教队可以多点时间和耐心帮助我。那个女干部说她看过我的档案，所以相信这一年半的劳教生活对我是有帮助的。看着两个片警离开的背影，我心里有点难过，眼睛酸溜溜的有点想掉眼泪，可憋了半天到底没有哭出来。 　　带我走去队里的女警姓宋，年纪很轻，眼睛大而明亮。她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你还小，到了队里要听话，不要跟其它人学坏了”我听了她的话，脑筋又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心想：我难道不是一个坏人？如果不是我怎么会到这里来。但是如果我是坏人，那么我还有必要防着别人带坏我吗。这个问题对于十七岁时的我太过复杂，所以我略想了想也就忘记了。 　　二 　　我被农场安排在女教二队。 　　因为已经是傍晚，出外劳动的人全部回到院子等着吃晚饭。但是好象所有的人都不想呆在监仓里，所以院子里就显的特别拥挤。她们跟我一样，全部穿着自己家里带来的衣服，五颜六色，叽叽喳喳的闲聊着，一点也不像我在电影和电视里看到的犯人一样衣着整齐、表情沉重、刻守纪律，反倒像一群站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兼缺乏素质的家庭妇女。在那刻，我似乎有点明白到劳教通知书上写着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真正含义：它的意思就是说劳动教养最长刑期才三年，因为你犯的错误还没有严重到自绝于人民，所以国家不会给你发囚服，你想来这里也没有必要请律师，更不会为了你开庭审理，你只需要签个名就可以来过上这种有益思想改造的集体生活。另外，你必须自己准备衣服，以便于区别你和劳改犯之间的错误程度。虽然我和犯了“敌我矛盾”的人一样要接受失去自由的惩罚，但是我还是既庆幸自己只是犯了错，没有被人民视为敌人。我甚至认为劳教这个改造人的方式既简单又实用，它不用你浪费钱请律师，也不用你浪费时间上法庭，充分为你节约人力和财力，不像有些愚蠢的国家，鸡毛蒜皮大的事情也要开庭浪费纳税人的钱。 　　也许劳教队的日常生活太过枯燥，所以我刚被送进二队，站在大院子的中间等分配房间时，就有一大群女劳教像参观动物园里新运到的动物一样围观了半个多小时。更让人恼火的是我这个新来的“动物”偏偏会说话，所以我还必须要回答她们种种好奇的盘问。她们大部分人问的问题都是千篇一律的，诸如你犯什么事情进来的？你看上去怎么这么小？你是那里人？刚开始我还挺有礼貌的敷衍她们，到后来我实在不耐烦重复这些陈词滥调，于是不客气的对她们说问那么多做什么，反正我不是戴着光荣花进来的。 　　我站在女教二队院长里被人围观时，我才十七岁。只要闭上眼，我马上就可以清晰的回忆起自己那时的样子。头发短而凌乱，皮肤有点苍白，当我用手在自己脸上拂过时，我可以感觉到它的光滑和柔嫩。可我知道这只是假象，因为我的脸皮一向不薄。我甚至奇怪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像其他同龄的女孩子一样，时不时的脸红一下。另外我的脑袋打小起就特别喜欢胡思乱想，所以我在十七岁时就长出了黑眼圈，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日渐加深，到最后，不可避免的长成了所有女性痛恨的”熊猫眼“。我的身体修长，脚上套了一双脏兮兮球鞋，右脚的鞋尖破了个洞，那是我走路喜欢踢东西制成的结果。我穿了一条蓝色的旧牛仔裤，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把白衬衫的下摆扎在牛仔裤里，因为皮带被没收了，所以牛仔裤松松垮垮的吊在我纤细的腰上。虽然我的衣服不干净，白衬衫上沾着吃东西时不小心滴上去的污绩，脸皮厚到几乎不可救药，举止行为不像个好女孩子，即使被送到农场接受思想改造时没有触及灵魂的痛哭一场，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十七岁时的自己。那时的我对世界上所有陌生的事物都有着浓厚无比的兴趣，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缺乏成年人应有的羞耻心，还老是为了自己的以众不同兴奋不已，相较起现在的自己，总是一副鬼鬼祟祟、前思后想、欲言又止的无趣样子，我无比溺爱年轻时的自己。 　　活到三十岁以后我才知道，做人想出名不容易，但是想低调一点更不容易。刚进劳教队的我很想安分守己的混过这一年半，特别是当我理解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以后，我打心眼里不想给劳教队再添什么麻烦。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希望每个人都当我不存在。在我的幼稚的思维里，如果你可以让每个人都当你不存在，那么也就说明了你虽然没有什么突出成绩，但是肯定不是个麻烦人，如果人人都可以做到不麻烦，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可是事与愿违，我在短短的三天里就变成了女教二队的一个很麻烦的“名人”。 　　我变成“名人”的原因很简单，只因为我在三天里打了三场架。一切突如其来。我在劳教队里的第一张床，被分配在一个性格古怪的“二进宫”的上铺，她强烈的反对我这个新人睡在她的上铺，但是她又不敢明着和干部作对，所以等分配床铺的干部一离开房间，她就用在娘胎里就开始练习的粗言秽语冲我破口大骂。我在她的骂声里爬到上铺整理好我的床，然后在她第二十三次粗暴问候我母亲时，从上铺跳下来把她打了一顿。她运气很不好，那时的我身体特别结实，热爱武术，练了六年之久，除了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表演以外，一直没有派上过什么用场。今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几拳就让这个满口骂娘的女人安静了下来。我之所以特意说明她的运气特别不好，不是因为十七岁时的我身体特别棒，而是我在离开农场以后就生了一场大病，以至于我的身体到现在还很虚弱。所以我说她运气很差，要是那时的她遇到的是现在的我，那么跳下床去打她的我，一定反被她打个七昏八素。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包括曾经凶猛如我的人。 　　我第一天就触犯了《队规》里的不准打架这一条，所以到了晚上，跟我住在同屋的十六个无辜的人，一起陪着我和她坐在操场上罚背《队规》到深夜。我知道她们为此都恨上了我，可因为我在扁“二进宫”时，身手利索，气概非凡，所以她们只好敢怒不敢言。就这样，我背了半夜的队规，渡过了我在劳教队的第一夜，我望着挂在女教二队夜空里又圆又亮的满月悲哀的想，这真是个不好的开头。 　　第二天我还是不用去工作，按规矩新人有两天时间不用工作，而只用熟悉队里的各种规定。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是劳教队里的《队规》比一篇《离骚》还有罗嗦，大条的规定就有上百条，每个大条规定下面还附着若干小条的规定和解释，好象没有了这些规定，这里的人连吃饭睡觉都会找不着北。早晨六点半起床哨一响，我就爬起来搞好个人卫生，喝了一大盆稀饭和啃了一个不知道应该叫馒头还是面疙瘩的东西，就开始背诵《队规》，由此可见，我还是个守规矩的人，只要没有人来撩我。 　　吃早饭前，所有人在操场上按所在房间排好队，右手拎着一张小板凳(虽然没有统一衣服发，但是这里每个人都领到一张小板凳，当然，当你离开这里时，小板凳是不可以带走的，它属于国家财产，借给你坐坐而已。)。队伍最前面是放着装满稀饭和馒头的桶，一名干部站在队伍前面叫着“稍息，立正，放下”口令，所有人手里的小板凳在“放下”这个口令出现时，变成一个“喀--”的一声，准确无误的落在地面上，而我放小板凳的动作慢了半拍，落后在集体的声音以外，刺耳的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不可以按口命把一张小板凳跟大家一样整齐划一的放在地上，所以我被叫出队伍练了十分钟放板凳。在我练放小板凳的十分钟里，所有的人站在原地等我。桶里的稀饭慢慢的变凉，而我背后的汗水却慢慢地从皮肤里渗出。 　　等到中午开饭时，我已经可以非常准确的按口令放好了小板凳。我暗自高兴自己终于不那么引人注意，看来在这里想不引人注目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的融入这个集体中。吃过中饭，等所有人出工去了以后，院子里马上安静了下来，我独自坐在房间里背诵着那些超长的《队规》。到了下午三点，我的头开始剧烈疼痛，我害怕再这样背下去，脑袋也许会突然爆炸，于是我离开小板凳，想找点别的事情来做。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发现实在无事可做，只好把自己身上的脏衣服换下来。 　　我端着脸盆走到水池边，刚把衣服泡进水里，马上发现自己忘记拿肥皂了，于是我扔下脸盆，跑回房间去拿肥皂，就在离开水池的短短几分钟里，命运的巨轮又朝它早已预定好的方向前进着，应该发生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哪怕我们再不情愿。 　　当我穿拿着肥皂走回到水池边，发现自己的脏衣服和脸盆全部被扔地上。我吼了一声，谁干的--！其实根本不用问，因为我原来放脸盆的位置，现在已经站了一个人，正慢条斯理的洗着东西。但是我必须要怒吼，因为的嗓子在那瞬间干渴的厉害，或许是院子里太安静了，或许是五月阳光太过耀眼，总而言之我的胸口有种被火燎烧的感觉，唯有通过声音，我才可以把这种热量散发出去，于是我接着怒吼，谁干的--！不需要她回答就扑了过去。结果不用问了，我冲动的性格让我又把隔壁房间的一个据说特别霸道的女人打了一顿。因为怕留在院子里值班的劳教看见我打她，我抓着她头发，把她拖进了水龙头旁边的厕所里。在那面，我把准备用来洗衣服的力气全部发泄在她的身上。我还清楚的记得我在踢她时，嘴里还激动的重复自言着：为什么这么长......唉，原来我对要背的《队规》比《离骚》还要长，真的很有情绪。好在她听不明白我自言自语的“为什么这么长”的真正意思，所以不可以跑去干部那里告我抗制改造，在那里面，这一条错误可比打架严重的多了。 　　到了晚上，尽管她跑去干部那里告我是怎样凶残的踢了她的脸几脚，她还用自己一只青了的眼睛一再向干部证明她是受害人，可是鉴于我是新人，而她平时也不是什么善类，所以干部决定罚我们两个一起没有晚饭吃，并且一同去中队围墙跟底下蹲到半夜十二点。我听完这个判决以后我差点给干部献上一朵大红花。看着蹲在我三米以外青着眼眶的她，我感觉自己赚大了。

柳如烟

三 　　在女教二队呆到第三天，我终于可以去外工作了，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与其天天背无聊到死的《队规》，还不如出去干活。更让我高兴的事是我所在的二队的工作是采茶叶，茶叶是不可能种在围墙里面，所以我可以借着工作之名，暂时出去围墙外面走走。要知道那时的我还是个大孩子，不可以说，不可以动，要比任何惩罚都要命。 　　整个女教大队的建筑象个大套间，一堵大围墙围住了二个中队，在这堵大围墙里面，一中队和二中队又分别圈出了两个大院子做监舍，食堂和干部宿舍不设在中队院子里，但是同样被围在大围墙里面。在大围墙里面还有一栋二层的灰色小楼是一中队的工场，我经常看见看着她们半夜三更还在小楼里加班赶制长毛绒玩具，我实在庆幸自己被分在了二队，采茶叶再怎么辛苦也不用半夜加班，因为谁也没本事把那么多的茶叶田全部转上电灯。 　　一出二队院子门就可以看见干部的办公室和一队的围墙，然后经过食堂就到了大围墙门口。这道门一年四季只有一个女干部值班，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她端什么枪，她的存在只是为了我们从外面干活回来时，检查我们有没有往监舍里带什么违禁品，而她连这件事也懒得做，经常一挥少就让我们全部进去了。可能因为劳动教养最多也就三年，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很少有人想逃跑，整座农场的围墙上都没有装电网岗哨之类的东西，就像一座很破旧的军事学院。 　　这座关着二百多名女劳教的农场里只有八个女干部，由于严重缺乏人手，所以出现了劳教管劳教的管理方式。这种被我称之为“在傻瓜里寻找聪明一点的人”的管理方式是这样的：把农场里有劳动力的人按监舍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选出一名组长，然后再在这些组长里选出一个人做大组长。每次出工前，带队干部就把当天要完成的生产任务下达给大组长，然后大组长把任务再平均分配给小组长，再由小组长具体落实在所有组员的身上。由此类推，这个大组长拥有的权力，有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味道，所以平时除了对干部献媚讨好以外，什么事都不用做，有点像个旧社会的监工。 　　我第一天出工就被分配去给茶叶下化肥，这是项很简单的工作，先把茶叶田之间的过道的土翻开，然后把化肥埋在里面，再把土盖上就完成了。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干完了组长分给我的任务，然后我就坐在茶叶田里一边休息一边看着还在干活的其它人。正在我得意自己特别能干时，我的背上被人踢了一脚，回头一看，大组长正叉着腰站在我背后瞪我。这个被称为大组长的女人，年约三十六、七岁，长了一副颧骨很高的寡妇脸，骨瘦如柴，习惯于对所有人指手划脚。她说新来的，你这就干算完活了，你看看你干的是什么鸟活，再说谁批准你休息啦。我忙到现在还没有休息你就想休息了，真是不骂你，你就犯贱。我一骨碌就从地上站起来，梗着脖子反驳她说，你个狗腿子，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就知道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已经干了完活，想怎么歇着就怎么歇着！没事别跑我这里来找茬。 　　旁边的人全部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们，她被我顶了几句以后脸就红一陈白一陈的，我想她当上了这个大组长以后，大概还没有人敢和她这样较劲。由于这两天一直在背那份该死的《队规》，我清晰的记得《队规》里有这么一条：凡先动手打人者要受到比较重的处罚。我就这样阴沉沉、恶恨恨的的等待着，等着她先来碰我，然后我就有理由狠狠的扁这个那里都看不顺眼的狗腿子一顿。她果然奈不住了，走近我，用手推了我肩膀一把，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着什么。我嘴角露出阴谋得逞时的一丝微笑，然后飞快的对着她的鼻子用力挥出一拳，当她流出鼻血却还来不及反应过来时，我就一把抓住她的细脖子把她用力摁在地上，我单膝着地，左手按着她脖子，右手在她背上一通乱锤。她趴在地上，四肢象乌龟那样拼命划动着想挣扎起来，可她的细脖子在我的手心里显的一点力量也没有，挣扎了半天的结果只是勉强用手撑住地面，不至于让自己的脸贴着地面。 　　茶叶田真是打架的好地方，当干部发现我按着她在痛打时，她已经不知道挨了我多少下拳头了，并且早已经放弃了挣扎。而我像着了魔一样的渲泄着生命里全部的暴力，发现自己的拳头比自己的嘴更会说话，它准确的道出了我对这个女人蔑视和愤怒。最后，两个干部加上一个小组长才把我从她身上拖开，我愤怒时的力气似乎比疯子还要大，以至于那个上来拖开我的小组长，在和我混熟了以后对我说，你怎么不去练柔道，如果你去练柔道，那么被你压住的对手肯定很难从你疯狂的身体下面挣扎出来。 　　狗腿子看到我被干部从她身上拉开，手又抓着，就马上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乘人不备，抱住我的腿，一口咬在我的右腿上。我感觉右腿一陈剧痛，条件反射性的伸出左脚，一脚揣在她脑袋上，她再次仰面倒在地上，像鸣笛一样的尖声长气的哭泣着，却再也没有力气扑向我。 　　我的右腿受了伤，血顺着裤腿流了下来，这个女人被叫作狗腿子真是当之无愧，她真的像一条疯母狗，居然把我的牛仔裤咬了个洞，还在我的大腿上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牙齿印。但是这次干部们真的发火了，我竟然在短短的三天里打了三次架，为了让我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她们决定把我关进禁闭室里反省几天。眼睛大大的宋干事去宿舍帮我搬了一床被子，就把我连被子一起送进了禁闭室。 　　其实搬去禁闭室也不是特别的差，除了按规定关禁闭时每天的伙食要减一餐饭，老鼠特别多以外，其它全部是好处。这里既清静又凉快，不用六点半起床，可以一天到晚躺在地板上神游天空。那时的我在劳教队里还没有一个朋友，所以我没有那种被隔离出人群的寂寞感，也没有想跟谁倾诉事情的欲望。因为我的右腿在打架中被咬伤了，所以我一进禁闭室，干部派了个“小医生”来帮我治腿上的伤。小医生是个笑起来很腼腆的女孩子，大概二十二岁左右，有着一副小巧的骨骼，皮肤白皙，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我实在猜不出来，像她那样斯文的女孩子究竟为了什么事，也被送到这里来改造思想。 　　我很想问问她怎么会到这里的，但是第一次见她就问这么敏感的问题，即使是脸皮很厚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所以只有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什么也不说。当她抱着一个红十字急救箱靠近我时，我闻到她衣服有淡淡的酒精味道。在她开箱找碘酒和棉花时，她告诉我她根本不是什么医生，她进来前只不过是大医院的护士，懂得的医疗知识非常有限，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农场却把她当医生用。我说你很谦虚。她听我这样说她，马上腼腆的笑了起来。 　　她让脱掉咬破了个洞的牛仔裤检查伤口，我照做了。看着我腿上被咬的露出肌肉组织的伤口，她皱着眉头说狗腿子真的像长了副狗牙，怎么连牛仔裤也可以咬穿。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她平时一定也很讨厌狗腿子，说不定平时还受过狗腿子的欺负，于是我立即对她好感顿生。在她帮我伤口上碘酒时，我因为刺痛腿颤抖了一下。她马上停下手来问我是不是很痛，接着又说如果伤口不好好处理会发炎的。我说没有关系的，我早知道上碘酒有点痛，而且被疯狗咬过了不好好洗洗怎么行，搞不好我也会得狂犬病。她听我这样说就在禁闭室和我一起大笑起来。临走时，她对我说，小家伙，以后如果想偷懒就到医务室找我开病假条。 　　我终于“出名”了，刚从禁闭室里放出来的我，被外面的光线刺激的摇摇晃晃，我扶着墙壁走回了自己的监仓。当我适应可以完全外面的阳光时，我走到院子里，有许多人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每个人都像和我生活了许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她们给我起了个外号“杆子”，它的意思就是不怕事的人。在许多年以后，我生活在南方的一座大城市里，有天在大街上偶遇到了在劳教队一起呆过的一个女孩子，她隔老远就冲我喊，你这个杆子还活着啊。 　　有种人的秉性像蟑螂，特别容易适应环境，即使把它扔进抽水马桶里，再冲走，它还是会在抽水马桶下面的下水道里顽强生存下去。我想我上辈子如果不是一只蟑螂就一定是一只老鼠，所以无论是住在二十楼的豪华公寓里还是女教二队的禁闭室里，我同样可以生存下去。有多人曾经很伤感的对我说，他失去了谁以后一定活不下去。每次我听到这样的话语就打心眼里嗤之以鼻，连劝慰的话都懒的对他说。因为我认定，人是所有动物中最不挑剔的一种。熊猫没有竹子，老虎没有森林也许真的会绝种，可人比它们贱多了，没有谁也可以活下去的，所以千万不要矫情的对我说，我没有了什么以后就会死掉。 　　四 　　到了七月份，我已经在女教二队已经活的非常自在了。甚至还有一个老太太天天抢着帮我洗碗。这个老太太有五十多了，大字不识一个，却十分清楚钱是个好东西，为了早日奔小康，她索性在自己家开了个小赌场。可惜赌场开张还不到一个月，就碰到严打，算她老来福薄，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要进来过集体生活。 　　老太太的人虽然进来了，可心还悬在外面的小儿子身上。她冒险开小赌场就是为了给这个小儿子存钱娶媳妇。可惜老太太算是白疼她这个白眼狼小儿子了，从她进来一直到她离开农场，她的小儿子始终没有来看过她，也没有给她回过信。可是老太太是个死心眼，还是不断的给小儿子写信，她自己不认识字，所以每次要写信时，就拿着纸和笔到处去求人。她口述的信的内容总是千篇一律，除了问寒问暖，就是忏悔自己没有及时给小儿子找到媳妇，说到伤心处，鼻涕眼泪一起流了下来。因为她家里没有人来看她，也没有人给她寄东西，所以给她写信是白写的，一点好处也捞着，这就让里面的许多人不肯帮她写信。她经常拿着纸和笔可怜兮兮的站在走廊上，每次被人拒绝，她的头发就更花白一些。 　　我进女教二队时，她再有半年就可以回家了。有天她又拿着纸和笔到处找人写信，找着找着就找到我这里来了(我当时不知道她几乎三天就要人帮她写封信，要知道这样我就不会理她了。)，我看在她年纪大的份上就帮她写了。自从开了这个头，老太太就阴魂不散的缠上了我，我几乎成了她的私人秘书了，所以说做人不要好管闲事，好管闲事的人永远忙忙碌碌，没有安生日子过。她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每天就死盯着我的饭碗，经常在我还没有来不及咽下碗里的最后一口饭时，她就急着冲过来，抢下我的碗去洗掉。搞的我一到吃饭时间就心慌意乱、难于下咽。不过渐渐地，我也就习惯了，有时想想帮人做了事，就要给别人报答的机会，你要是太崇高了，别人反而会特别扭。没有人愿意欠别人人情，特别是中国人。 　　一九八八年的八月，那年的天气异常的热。队里送来了大批的新人，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搞严打。农场里人满为患，本来预计住18个人的房间被塞进了30个人，加上天气炎热，各种奇怪的病症就在劳教队里蔓延开来，吓得许多年轻的干部轻易不敢走进里面来。空气里到处弥漫着六六粉的气味，我一个喷嚏接着一个喷嚏。全农场人的劳教赤身裸体的站在操场上进行消毒，这种镜头只有好莱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的集体赤裸才可媲美。当然，我们本来可以文明一点，因为女教队里有一座形同虚设的浴室。我之所以说它是虚设的，因为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半，却没有进过一次浴室。热水是珍贵的，要洗热水澡就必须用煤，但是煤从哪里来？去挖吗，这只是一个笑话。当长期缺乏资金变成了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以后，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也只有用洗冷水澡的实际行动来支持节约。 　　每天从茶叶田里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而农场的大队长是这里唯一的一个男性，尽管他已经是个半老头了，可他毕竟还是男人，所以在夏天时，一到傍晚刚收工的时候，他是绝对不敢进中队里面来的。他的这个季节性的回避变成了女教队的一个笑话，甚至有些女干部也经常性的拿这个跟他开玩笑，故意问他要不要去中队里指导一下工作？他听女干部这样问他，就特别严肃的回答说不用了。有时还要补充上一句，这个季度的工作开展的不错，他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搞的故意问他话的女干部笑到肚子疼。 　　女教二队的位置离一条公路很近，这条公路是这座大山里通往外面世界里唯一的一条公路。如果某天，有个长途司机开车路过这里，车子刚好抛锚了，碰巧他又带了个望远镜，那么他很可能在这个仲夏天的傍晚一饱眼福。可以同时观看上百个女人在夕阳里一起洗澡，应该是非常壮观诱人的吧，可身在那个集体中的我，居然一点美感也没有。 　　洗完澡以后就开始点名。第一遍点名是为了检查人数，第二遍点到的名字是今天晚饭以后要被罚蹲到十二点的人。在劳教队被罚蹲的原因千奇百怪，其中有一种是因为了没有完成当天的劳动任务，而我偏偏就是经常被点到名字的一个。 　　自此我被分去采茶叶以后，我就爱上了睡觉。于是我每天出工前一定会带上一张塑料布，到了茶叶田，我只凭着自己的兴趣采上一会儿，然后就在钻进茶叶田里，躺在塑料布上睡大觉。农场的茶叶树长的很茂盛，有半人多高，密密匝匝满山遍野，叶子间爬满了毛毛虫。女干部们很怕毛毛虫，所以只要没有人打架闹事，她们死也不会走进茶叶田里去的。那个狗腿子在跟我打完架以后，她就被撤职了，新提上来的大组长根本不想管我，于是我就变成了一个透明人。 　　十多年后，我躺在又宽又大的席梦思床上，经常因为失眠而辗转反侧的痛苦着，回想起在农场采茶叶时的自己，全身上下爬了数十条毛毛虫也照睡不误，心里不由酸楚起来。到收工时，干部一吹哨子，我就赶快往茶篓子里扔些石块泥沙，用手把它们和采到的茶叶混在一起，然后厚着脸皮跑去过磅。但是即使我往茶叶里混了石头沙子，我还是清楚的知道它的份量不够，根本达不到当天的要交任务。可我还是天天这样干，好象过磅时稍微重点，我也不至于太惭愧。 　　可能是我白天在茶叶田里睡的太多，所以晚上被罚蹲时，总是显的特别精神。我半蹲半靠在围墙边，给一起被罚蹲的人讲故事。我讲起故事来还特别喜欢卖关子，老是来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搞的今天和我一起罚蹲听我讲故事的人，为了知道故事的结局，明天不用她罚蹲了她还自愿跑来蹲着。再后来从来不蹲的人也纷纷跑来蹲着听我故事。我就蹲在她们中间，把我看过的所有小说全部东拼西凑起来，编出诸如“关公战秦琼”之类的荒诞故事。 　　夏夜的风拂过我年轻的身体，虽然我蹲在这方寸之土上，但是我的心已经随它去了，不停歇的在每颗星星之间跳跃。我相信那时的自己有着明亮如水晶般的双眼，当别人追问我后来呢？我会露着孩子似的笑容。那些没有被罚蹲却又想听故事的人，可以自由走动，她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用硬纸板做的小扇子为我驱赶蚊虫，在那一刻，我知道她们都很爱我。 　　小医生很喜欢听我讲故事，听到一半时，她会说等一等再说，我马上就回来。然后跑回医务室给我泡一碗炒米粉当宵夜。因为她有开病假的权力，所以那些看管被罚蹲人的值班人员，全都装着没看见她给我端米粉吃。有时我的腿蹲麻了，我就站起来说，报告值班的，我要去上厕所。值班的就放我去。我一进厕所，马上有人跟了进来，掏出一支烟，让我抽两口提提神，一会回去接着讲。我不会抽烟，但是厕所里的蚊子非常多，味道也不好闻，抽了香烟以后，这两样讨厌的东西都没有了。于是我就开始在厕所里偷着抽烟。在那年的夏天，我学会了抽烟、偷懒、编故事，这些毛病一直到现在，我依旧没有戒掉。我怀疑它们可能会追随我到生命的尽头，唯有这样我才不会忘记自己曾经年轻过。

柳如烟

五

　　每天去茶叶田采茶叶之前，先要跑到茶叶田旁边的工具房去领工具。春夏采茶叶时领篓子，秋天要挖地施肥时领锹和耙子，而冬天的茶叶田是没有事情可以做的。等领好了工具以后，大家就象放学回家的小学生那样，整齐的排成两行，向茶叶田出发。有时走去茶叶田的路上还要唱些歌，我发现有首曲名叫《重新做人》的歌曲，调子非常有特点，我唱着唱着就帮它改了歌词。没想到大家在听了我改的新歌词以后，就一致弃用了原来的老词，每天从工具房走到茶叶田里时，一路上都哼着这首老调新词的歌曲：星期天的早晨雾茫茫，采茶叶的队伍排成行，队长手一挥，冲向茶叶堆，破叶子老梗子满天飞--嘿！当唱到这个“嘿”字时，笑声响彻云霄。

　　到秋天，大家就去领猪八戒用过的钉耙，在茶田里种绿肥。我很喜欢这种最后变成肥料的植物，它不象直接筛在泥土里的化肥，难看又没有生气，它是活生生的，是一株株绿草，经过一定的变化才能够变成肥料。深秋的茶叶全部老的不能采了，大队长就把绿肥种子发给我们。大家就扛着猪八戒的耙子跑去茶田里翻土，把绿肥种子埋在茶叶树旁，没几天，它就长成了绿色不知名的小草，绿油油的，很像苜蓿草。再用镰刀把它割下来埋在茶叶的根部，它就会在漫长的冬天里慢慢腐烂成肥料。我时常一边埋着绿肥，一边哼着黛玉葬花的越剧段子，帮这些很好看的绿草惋惜着。

　　冬天是无聊又漫长的，所有莫名其妙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冬天。冬天茶叶田没有活可以干，所有的人都因为睡的太多，闲的太久，精力过剩而变的非常好斗。冬天的星期六晚上，中队的操场上经常会放录象，我记得有一次放的是香港枪战片《英雄本色》，鬼知道劳教队负责放片子的干部是怎么想的，她们没收了我的《红楼梦》，却给大家看这么暴力，又宣传黑社会英雄的片子。在看《英雄本色》的过程中，有个坐在第一排的人想去上厕所，为了不挡住大家看录像视线，她猫着腰，想绕到电视机后面再去厕所。但她真的很倒霉，当她绕到电视机后面时，一不小心踢掉了电视机插头，穿着黑色风衣酷到毙的小马哥一下子就从屏幕上消失了。看录像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那个不小心踢掉插头的倒霉蛋知道情况不妙，撒腿就往房间跑，但是还是被人从房间里拖着腿扔在操场上打了一顿。直到有人插好电视机插头，屏幕上又出现了小马哥的形象时，愤怒的群众才放过哭哭啼啼的她，接着去看录象了。

　　干部们很怕我们闲的无聊惹出事端来，就挖空心思找了点事情给大家做，要求我们天天呆在自己的小组里写思想汇报。为了让你不至于没有东西可写，或者想偷懒而重复的写一样的东西，干部们像布置家庭作业那样，要求你写的东西都应该是不同的，每天应该有新的思想认识。到后来，所有人写思想汇报都写的思维混乱、两眼发直。本来是小偷的人就写自己不应该去抢劫，本来是流氓的人写自己不应该去打架......我的想象力属于异常丰富的那一类，所以我的思想汇报到最后基本上就变成了一篇篇的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里，我犯过了我所有可以想的到的罪行。当然我还会在结尾处，沉痛万分的承认自己罪大恶极，可以到这里来改造简直是我的幸运，像我这么坏的人如果不是生在中国，早被拉去枪毙。

　　奇怪的是宋干事好象特别喜欢我瞎编乱造的思想汇报，经常拿着我的思想汇报跑到每个小组去宣读。我怀疑她从来没有看过我的档案，所以她也不清楚我究竟是犯了什么事才进来的。我的思想汇报越写越离谱，宋干事也越来越注意我，我知道我又要倒霉了，但凡有人注意上我，我一定没有好下场。

　　写思想汇报最终没有让这个冬天过平安无事的渡过，有个女孩子可能因为写思想汇报太触及灵魂，与至于想从监舍二楼跳下去自杀。本来从二楼跳下去，只要不是脑袋先着地，最多也就是断条腿，可偏偏有好事者在她跨出阳台栏杆时，冲到值班室搬了张小桌子出来，准备让她跳下来时，正好落在小桌子上。我猜这几个愚蠢的好心人是这样想的：跌落在桌子上的距离怎么也比直接跌落在水泥地上的距离近些，所以跳楼的人受伤的机会也会小些。

　　跳楼的女孩子有个外号叫“大萝卜”，听外号就知道智商不咱的。如果她从二楼上豪不犹豫的直接跳下来，或许一点事情也没有。可她非要站在栏杆外发表了一通忏悔演说以后，才一幅英勇就义的样子往下跳，加上她眼睛近视，竟然没有准确的落在楼下接她的桌子中间，而是跳到了桌子的边上，桌子边沿承受不了她沉重的身体，整张桌侧着翻了个跟头，把她整个人抛了出去。她的脑袋“咣--当”一声撞在水泥地上，跌了个头破血流，昏迷不醒。

　　当时所有站在院子里看热闹的人，认为她即使从二楼跳下来也不会出什么事，所以每个人都把大萝卜的跳楼当成贫乏生活中的一次免费娱乐。即使是那几个去搬桌子的好心人，出发点也不会是出于好心，凑热闹的成分远比简单的好心来的强烈。如果你可以看透这场乱哄哄的表演，你会发现，她们搬这张桌子，只是为了让这次的跳楼表演更具娱乐性。综合以上的一切，我们应该不难了解，当你身处女教二队这样的环境中时，闷和无聊是人常生活的两大主题，骚乱和发生点什么事情是每个人潜在的阴暗渴望。

　　这场跳楼闹剧的结束是看热闹的人七手八脚的把昏迷的大萝卜抬到大队部，干部们又用拖拉机把她送去农场的医院抢救。等她的伤好回到二中队以后，被干部们修理了一顿，因为她的跳楼行为害的二中队所有的干部少拿了一个月的奖金。而她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那几个搬桌子的人找出来，狠狠的扁上一顿。

　　大萝卜跳楼事件发生以后，干部终于发现成天写思想汇报，只会让我们这些来改造思想的人，思想更加混乱。所以经干部们们重新研究以后，决定还是要通过改造身体来达到改造灵魂这一伟大目标。也许只有身体累了，灵魂才可以彻底安静下来，于是她们又挖空心思想出三件事情来让大家消磨漫长的冬天。

　　第一件是早晨五点起床出操，具体的训练方式和现在的大学生军训是一样的，反正就是怎么整齐就怎么走，无论是跑步还是正步走，务必要让落地的脚步声一至。可以逃过冬天早晨五点钟就从暖洋洋的被子里给叫起出操的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过四十五的老太太，另一种是分不楚左、右方向的白痴。前面一种人无论我怎么装也不会人相信，所以我只有把全部赌注压在第二种人上面。为了让干部相信我真的分不清左、右，我的腿被干部手里的小竹棍纠正性的抽打了好几天。当所有人列队出操时，大家出左脚，我就偏偏要出右脚。干部一发现我出错脚，就马上用手里的小竹棍抽我的腿一下，以此警告我下次不要出错脚。可是因为我出错脚是成心的，所以干部的小竹棍抽了我的腿好几天也没有纠正我的方向感。到最后，连我自己都把自己装糊涂了，到了每个境界以后，我就不再犯出错左脚或右脚的错误了，我走起路来干脆就变成了同手同脚。干部在看我变成了同手同脚以后，彻底的绝望了，认为我“残废”的太厉害，把我赶去和一群老太太们呆在一起看其他人训练。

　　我站在一群老太太中间，晒着冬天的太阳，看着其他人从清晨五点一直训练到上午九点。那位经常帮我洗碗的老太太惋惜的对我说，哎哟小丁，你长的这么高又这么标致，不走在第一排太可惜了。我一边笑眯眯的往腿上擦着从小医生那里要来的活络油，一边语气沉重的对老太太说，我真的很羡慕她们，可是我太笨了，笨到他们都不要我。

　　六

　　出完操以后吃早饭，吃过早饭以后就进行干部们想到的第二事情。这件事情当你从未身处过女教二队时，听起来就显的很平常，那就是集体搞卫生。但是当你曾经在女教二队呆过，又必须把搞卫生和改造思想这两件不搭调的事情挂钩在一起时，你就会体会到它的可怕之处。

　　每天一到快吃中午的时候，干部们就会抽调每个小组的组长组成为一个卫生检查团，还要携带上本子和笔，跑到每个小组的房间内评卫生分。如果哪个小组的分评的最低，也就说明这个小组的思想觉悟特别低，相应的惩罚是晚饭后取消自由活动时间，全部呆在房间里写思想检讨。为了晚饭以后不用被关在房间里写检查，每个小组的人都像得了洁癖，被子叠成了军队式的，有楞有角。毛巾、杯子全部排成一条线，连牙刷放在杯子里的方向都是一至的。为了叠好被子，各个小组都派人去小医生那里借骨折病人用的夹板，原因借助夹板叠出来的被子，线条有如雕塑。我和小医生关系特别好，所以每天一到检查卫生前，组长就派我去借夹板，借到后来，小医生专门留了一副谁也不借的夹板给我用。为此，我和她的友谊又突飞猛进了一大步。

　　可惜我用了夹板还是经常叠不好被子。有一次，就因为我的被子没有叠好，害的我们小组的卫生评分得了全中队倒数第一。晚上前小组被罚写思想检讨时，我感觉特别对不起大家，所以我决定一夜不睡觉，蹲在在床上苦练叠被子。由于我是睡在上铺的，床又是钢架子的，当我蹲在上面苦练叠被子时，床架子发出的“叽叽嘎嘎”的噪音，吵的全屋的人没睡好。

　　在叠被子这条事情上，我又发现了一条真理。当你身处一个大集体时，你的任何行为都不属于个人行为，你一丁点小小的疏忽和自我，都有可能连累身边所有的人。像这种情况，不光是女教二队发生，就连社会这个大环境里，我们也时时可以感受到。正因为我身处在女教二队这个小环境里，所以我更容易发现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举个例子来说，劳教队处罚起人来，一般有二种做法：一种是杀鸡给猴看，树立一个坏的典型，用惩罚他个人起到教育集体的目的。另一种是连坐。连坐这种处罚方式在中国五千年文化里随处可见，它的可怕之处在于一个人做错了事情，其他什么都没有做的人也全部要跟着倒霉。如果我跟别人打架，那么我所在的小组内的人，全部要陪我背《队规》或者罚蹲到半夜。如果我卫生搞的不好，那么其他人同样要陪我一起写检讨。这种连坐的惩罚方式看似不近人情，但是特别有效。因为谁也不想招大家恨，所以谁都要把集体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对待。

　　你如果想在女教二队犯一种不用接受以上两种惩罚方式的错误，那就只剩下完成不了劳动任务这一项。因为这里的劳动任务非正常人可以完成的，如果连完不成劳动任务都要采用连坐这种惩罚方式，那么从明天起，干部们就会发现，本来可以完成任务的人也步入了懒人的行列，因为反正完成了任务也会因自己小组里某个人没有完成而被叫去罚蹲。至于杀鸡给猴看这一招同样不管用，当鸡比猴还多时，它的震慑作用也降为了零。可想而知，每天完不成沉重劳动任务的人实在太多了，这种多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摧毁了固有的思维方式。说到底，无论是受到还是避过这两种惩罚方式，力量全部来自具体，所以向大部分人靠拢是我们做人的最终方向。

　　我的彻夜苦练，终于达到了即使不用夹板也可以把被子叠的像豆腐干一样有楞有角的境界。但是我在心里发了个誓，有天我离开这里后，终身都不会再叠被子。后来我真的做到了，如果你有机会到我家来玩，会发现我床上的被子永远不会叠起来。

　　如果说叠被子很折磨人，那么清洁地面卫生应该称之为变态。监舍的地每天被拖的光鉴照人，在检查完卫生前，谁也不敢穿着鞋子走进房间。再后来，有人开始拖监舍门口的走廊，接着又把范围扩展到院子里的操场上。各小组的组长干脆就把操场分成了块，每个小组象承包责任田一样承包了一块操场。如果你那时和我一起呆在女教二队，那么你一定要认清楚哪块操场是属于自己小组的，哪块操场是属于别的小组的。因为你极有可能一个不小心，踩脏了别的小组的责任田，到时被人扁了一顿还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当卫生检查还没有结束前，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呆在自己小组的责任田里。如果想要上厕所，而厕所门口的操场又刚好不属于自己小组的，那么你就必须要把鞋子脱了来，然后再走去厕所，免别人以为你想故意踩脏她们小组的地面。

　　你用不着担心不穿鞋子会弄脏袜子，我敢说世界上找不到一块比女教二队更加干净的操场。原因是大家到后来已经疯狂到不再用拖把拖操场了，而是改用刷子刷操场，甚至有人用自己的牙刷蘸上洗衣粉或者牙膏，把操场的每条缝隙都刷的耀眼夺目。写到这里我环顾了一眼乱糟糟的住处，由此肯定自己在八八年的那个漫长冬季里，已把一生中热爱清洁的高尚情操全部燃烧诒净，以至于现在的我，注定成为一个不讲卫生的女人，生活在灰尘和杂乱中。

　　吃过中午饭以后，如果老天不下雨，那么我们将去完成第三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也不知道是哪个干部想出了这个点子，但是我想一定不会是宋干事，我一向喜欢以貌取人，认定既漂亮又爱笑的宋干事想不出如此恶毒点子。事实上，这个点子的确不是宋干事想出来的，因为每当我们要去完成第三件事情时，她总是尽量拖延时间。但是她只是个小小的干事，并且还是个新人，只比我早到女教二队三个月，不同的是我是犯了错误才进来，她却是警校毕业以后被分进来，治人与治于人的关系。但是这又有什么用，有许多事情，我无力改变，她也无力改变。

　　我们要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在零下一度的低温里去开挖鱼塘。那个冬天过后，我就恨上了所有鱼类，无论是多好看、多绚丽的鱼，如果落在我的手里只有一个下场，被我吃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养猫的缘故。挖鱼塘的工作有两个工种可以选择，一种选择是站在刺骨的冰水里把淤泥挖起来，铲进柳条编成的泥筐里。另外一种选择是你把这筐淤泥挑到很远的菜地里倒掉，据说淤泥是最上等的肥料，所以监工的干部是不会允许你随便找个地方把如此珍贵的东西倒掉。

　　我习惯耍小聪明的脑袋这次判断严重失误，让我选择了站在冰水里挖淤泥这项工作。我之所以这样选择是我认为自己还在长个子，挑淤泥这么沉重的工作，极有可能会让我的个头停止生长。唉！要是早知道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它将会让我染上关节炎这种痛苦毛病的话，我宁可被沉重的担子压成侏儒，也不要站在冰水里。

　　用了两个月辛苦挖好的鱼塘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农场的领导在鱼塘挖完宣布，要把劳教男队和女队的鱼，全部集中到二公里以外的大水库里放养，这样既节约人手也方便管理。我没能够吃到自己挖的鱼塘里养出来的鱼，还落下了关节炎的病根。一到阴雨天，我的膝盖骨就在痛苦中吱嘎作响。我很清楚它想提醒我点什么，它在骂我是个--傻逼。

柳如烟

七

　　整个冬天的三项思想改造任务对我的灵魂没有一丝触动，反而令我的身心备感麻木。另外我很饿，这是这个寒冷的冬天里，疲倦和饥饿是我全部的感觉。我的饭量在这个冬天剧增，从在家时的每顿吃三两变成了每顿吃一斤七两。这个数字让现在的我很难理解，但在当时是千真万确的。我曾经把一大盆还没有吃的饭拿到小医生那里去过磅，当指针停在一斤七两上时，我激动的对小医生说，你这个秤有问题！

　　八八年冬天时，女教二队没有经费建造食堂，每个人吃饭都是就地解决的。就餐条件不好没有关系，人是种可以将就环境的动物，只要有碗有筷子，咱们没有桌子、凳子照样开饭。但是饭碗里的菜如果永远是清水煮萝卜，那么吃饭就变成了一件既单调又痛苦的事情了。我本来很喜欢萝卜这种蔬菜，可是当我连吃了一个月的萝卜以后，我的胃就开始强烈抗议，为了欺骗它，我只好拼命往里面塞米饭，到最后终于变成了一个可以一顿吃下一斤七两的饭桶。

　　伊壁鸠鲁写过一句名言：一切善的根源是口腹之乐。我想他写下这句名言来时，一定洋洋得意，认为自己已经彻底了解人性之乐。我却认为他见识太少，如果他跟我一样，坐在女教二队的操场上吃上一年半的劳教饭，那么他一定会把这句名言改成：一切恶的根源是口腹之乐。

　　吃饭对于那时的我，的确是一件毫不快乐的事情。开饭时，有个干部在旁边监督，然后大家带上小板凳和自己的碗，等干部喊完稍息、立正、坐下的口命以后，每个小组就出来一个分饭的人，给自己小组的成员分饭菜。这个分饭的任务，每个人都会轮到，而我却很怕轮到分饭，经常找个借口躲过去。我之所以怕去分饭就是怕人踢场。分饭时的踢场应该算是劳教队特有的产物，一般发生在伙食比较好的那天。

　　分饭的人的手不是磅秤，眼睛不是计算器，所以无论谁分菜时，都做不到绝对的平均。吃萝卜时，多一块萝卜，或者少一块萝卜，大家可以装着没看见。但是吃肉时，你就是给别人分的肉比自己碗里的少了一厘米，那么就会有人出来，分饭的那一位的饭碗，马上会被认为分的不公平的人一脚踢个底朝天。碰到有人踢场时，大家都会装作没看见，如果分饭的人感觉自己被踢的特别委屈，就会跟踢场的人打起来。这时干部就会走过来，罚她们两个全部没有饭吃。在一般情况下，被踢的人都不会和踢她的人打起来，只会暗暗记住踢过她场的人，以便下次踢回她。所以分饭是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特别是在吃荤菜时，我一般能避则避，如果实在逃不过去，又轮到自己饭荤菜时，我就尽量不给自己分肉。有时我在想，人要是活到为了一块肉没有了廉耻份上，我宁可吃长斋。

　　冬天快结束时，一九八八年的春节也来临了。小年夜的前一天，母亲特意坐了四个小时的长途车，赶到农场给我送了一套新衣服和一些吃的。她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最疼爱我的爷爷因病去世了。望着母亲眼里流下的泪水，我的心一片空白。从我进女教二队到我听到这个消息前，我一直没有为我做过的事情真正悔恨过，但是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很后悔。

　　我没有哭，从母亲手里接过东西就回宿舍去了。一路上，我的人如同浮在半空中，同监舍的人走过来跟我打招呼，传到我耳朵里的声音像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一样，遥远而空旷。我就这样呆呆的捧着东西坐床前的小凳子上，不知道坐了多久，眼前突然一黑，手里的东西散落了一地。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务室的床上，小医生伸手摸摸我的额头问我：“你怎么了？”憋着的眼泪因为她的这句问话夺眶而出，我拼命的哭，从天亮哭到天黑，一直哭到自己连抽泣的力气都没有了，才沉沉的睡去。

　　第二天是小年夜，不用出操，不用写思想汇报，操场上到处是笑声。我躺在医务室里，用被子蒙住头，我不想听到笑声，不想看见阳光。我希望自己就此沉沉的睡去，永远不要醒来。小医生睡在我旁边的小床上，那是她平时睡觉的床铺，她一直陪在我身边，隔一会就走过来劝我吃点东西，我没有理她，继续死死的把自己卷在被子里。

　　我醒醒睡睡，睡睡醒醒，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在掀开我的被子，我马上惊醒了过来，用尽全身的力气抓紧被子吼了一声--不要管我！丁乐，我命令你马上给我起来。说话的人是宋干事。我一赌气，干脆把被子踢翻在地，跳下床，站在那里身子直发晃。宋干事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回到床上。她把站在旁边的小医生叫过来，让她去伙房给我拿点吃的。等小医生离开以后，她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你这样折腾下去你爷爷就能够活过来吗？过了一会，她看我没有反应，接着又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现在到你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你不可以做一个逃兵。

　　爷爷的死让我改变了很多，我开始思考一些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我想起遇到何美美的那个星期天晚上，在电影院门做的蠢事。如果时光可以倒退，哪怕何美美再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羞辱我的自行车有多破烂，骑着它就像骑着一天笨驴一样；哪怕因此我在初中三年里，一直被同学叫做笨驴；我也不会把她和那么多不认识的人的自行车扔进臭水河里。是啊，仅仅因为一个难听的外号，却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我开始后悔时，我知道自己长大了。于是我一口气喝完小医生给我端来的稀饭，走到院子里，听着大家的谈笑声，渡过了八八年的春节。

　　我从小受我喜欢下棋的父亲影响，九岁时就得过市里举办的幼苗杯象棋比赛第二名。当宋干事和我变成无话不谈的朋友以后，我就开始教她下象棋，她学了没多久就对象棋着迷了，经常拿着象棋满中队找我。有时我会去她宿舍，和她面对面坐在房间的阳台上，一局棋，从傍晚下到天黑。当铺满霞光的流云，悄悄的从我们头顶上飘远时，我看见了时间的样子。每放下一颗棋子，我的手指都可以清晰的触摸到时间那双缎子般的翅膀。

　　我变得很安静，因为我发现，人若连心都安静下来了，那么就可以看见许多过去看不到的美景。有一天傍晚，我和宋干事像往常一样坐在阳台上下棋，下到一半时，她突然站起来，望着远处的茶田说，丁乐，你不觉得那里很美吗？我点点头。她说走，我们去那里照张像，我这里正好还有几张胶卷没用完。说完就马上翻出相机，带着我走出中队大门。

　　那天在茶田里照的相片，在我离开女教二队时，宋干事分给了我两张，剩下的她说她留着。她给我的那两张相片我一直小心的收藏着，无论我去到哪里，搬多少次家，它都是我最不会遗忘、最珍贵的财产。在照相时，宋干事告诉我，本来她可以不用分到这个山沟沟里来的，但是她没有给管分配的人送礼，所以她注定要被分到了这里。沉默了一会，她说她不后悔，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不会做一个逃兵。

　　人一旦开始长大，时间就不再为你停留。我把自己的青葱岁月深印在那些相片中，然后平静的任凭时光飞逝如电。转睛间，八十年代已经成为历史，我迎来了九十年代的开始。在我离开女教二队前三个月，小医生已经先离开了，她临走时送给我许多胶布和一瓶碘酒，我笑着对她说，这些东西我以后再也用不着了。看着小医生离开的背影，我不免有些伤感，这种情绪是我过去不存体会过的，但是我知道，从此以后，它会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我离开时，宋干事把我送到车站，她说不要再回来了。我说那不行，有机会我还要再来看你的。依旧是三个小时颠簸的路程，然后把我渐渐融入城市。于是我接着去读书，参加高考，在一所不是很出名的大学里呆了四年，接着又是离开，向一个更接近阳光的南方城市走去。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我曾经是一个女劳教；在那里，我和所有打工一族一样朝九晚五的工作着；在那里，我找到了自己的爱人。我生活的非常忙碌，但是在上班的途中，间中我会坐在公共汽车上想起劳教农场的绿色茶田。我还会微笑着对自己说，我永不会做一个逃兵。

玄武水星

好长啊，如烟姑娘辛苦：）
慢慢看，很好奇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