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大唐宰相（连载）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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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一说名号。唐宰相名号众多，数过来大概有以下：中书令、侍中、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议、豫）朝政、参知政事、同掌机密等等。前四者称为四辅，其他的是兼职宰相。中书令、侍中又随着中书省以及门下省名称的变化而变化，中书令在一些时候又称作内史令、紫薇令，而侍中也有纳言、黄门监的称呼。其他的也有如同东西台三品，同凤阁鸾台三品、同紫薇黄门三品等等的变化。 从始至终，中书令、侍中在唐代都是作为宰相名称，大多论者以为二者止于终唐之世，至五代及宋只是虚名而已。其实不然，中书令作为宰相职应止于五代冯道；而侍中作为宰相职应止于北宋中期的韩琦。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是理论上的宰相，不过由于李世民即位前曾担任此职，此后鲜有继任。只有唐中宗、唐玄宗、唐德宗作为太子监国时才担任过尚书令。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是尚书省的实际长官，在唐前期具有极高的地位（正二品，其他宰相为正三品），被唐太宗称为“真宰相”，不过唐高宗以后，沦为了三公三师之类的虚衔。曾发生过尚书左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进入政事堂的事。 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始时授予官阶在正三品以上的兼职宰相。后来逐渐没有了这个限制。中书令、侍中同升为正二品后，此名消失。唐宋最广泛的宰相职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一词始于李靖，《新唐书》载李靖“乃授检校特进，就第，赐物段千，尚乘马二，禄赐、国官、府佐皆勿废。若疾少间，三日一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真正出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是在唐高宗永淳元年“丁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丙寅，黄门侍郎刘齐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到了代宗以后成了最基本的宰相职。 参与朝政之类，很多人以为始于贞观元年的“敕东宫仪典簿最悉听（杜）淹裁订。俄检校吏部尚书，参豫朝政”。而在隋代，这类的兼职就已近很常见了，例如大业三年，隋炀帝以黄门侍郎裴矩参与朝政等等。 贞观盛世的宰相班子可谓明星阵容。一般的认为是，行政决策方面有房杜，监察诤谏有王魏，守国安边有二李。不过古今享有盛誉房杜二位是否名副其实，我认为值得商榷。 《新唐书》本传对房的评价是“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很明显可以看出房玄龄的三个特点，其一是事必躬亲；其二是为政宽简；其三是胆小怕事。第一点值得肯定，据两唐书，他的政绩主要在于吏治和修订律法。但是另一方面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又是很多政治家所不以为然的；第二点也值得肯定，但是这只是其中一面，贞观政治的手段是刚柔并济，而非汉文时期的一味放任；第三点恐怕是很重要的，房玄龄当国15年的原因大概与这一点有关。李世民需要的是那种能力强但又听话的人。如果房玄龄有魏征那样的性格，可能就远远做不了这15年的宰相了。他很少和李世民抵触，仅有的一次就是在出兵高丽的问题上。正是由于这样，当李世民晚年骄傲情绪滋长时，房玄龄也说了不少迎合的话，毕露阿谀之态。不只是他，同期的长孙无忌、李世绩等等都是这样。 杜如晦就更令人费解。他贞观四年就死了，其时盛世局面还未完全呈现。杜如晦在为相期间的主要贡献在于整理了一些文典，裁定了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后世所说的“房谋杜断”大概是对于玄武们事件而言。这个问题上，他们二人的确出了不少点子，并最终促使李世民拍板。 魏征在今天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要远高于房杜。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传统读书人人格道德的化身，是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典型代表。在我个人认为，魏征对贞观之治的贡献是要超过房杜的。房杜解决的是制度上的问题，而魏征解决的大多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两唐书本传记录了魏征的几份奏疏以及一些事例，内容包括解决内部问题，解决国际关系，规则帝王行为，明确用人赏罚准则等等。 正是由于魏征太直率，太认真，所以多次导致李世民下不了台，还几次声称要杀了魏征。如果说李世民对于房玄龄赏爱有加，那么对魏征就是又爱又恨。李世民从辽东失利回来时，想起了已经去世多年的魏征，认为如果有魏征就不会有今天的失败。不过在此之前，他还由于侯君集案怀疑魏征结党而毁坏了魏征的墓碑，取消了与魏征做亲家的婚约。魏征的确向李世民推荐过侯君集做宰相，侯君集与太子谋反案发时，魏征刚刚去世，李世民一气之下，便对魏征下了狠手。也许是李世民在魏征生前没能杀他，所以只有死后借机来发泄一下不满。很相似的是，房玄龄曾向李世民极力推荐过张亮，后来张亮也和侯君集一样做了大将，做了宰相，都深得李世民宠信，后来也是由于策划谋反而被杀。但是不同的是，房玄龄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大概从这里就可以窥见李世民对于二人态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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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宰相中，萧瑀可以说是卓尔不群的一位。他出身帝王之家，以善经术、性鲠急，鄙远浮华而闻名。贞观宰相中出身皇族的不乏其人，像陈叔达是陈朝后裔；宇文士及为宇文北周的后人；杨恭仁、杨师道兄弟是隋皇室。这批人是李渊时期主要的中枢重臣。不过李世民上台后不久，决定重组一个充满活力的中枢，所以这批人大多下马了，只有萧瑀继续保持着重臣的地位。杨师道虽也在贞观十年出任侍中，后来还担任过中书令，但是李世民对他的工作不甚满意，最终被撤职。 萧瑀做过左仆射、参预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等，地位可以和房玄龄一比，但是他在宰相集团中却是很孤独的。他性格急躁，从不愿屈从于他人。李世民新上台，他就看不惯李世民的宠臣房玄龄杜如晦，由此第一次得罪李世民而罢相。第二次是在大殿上和同为宰相的陈叔达吵起来，李世民发怒，再次罢免了他。第三次罢免是他揪住房杜魏温四位宰相的小过失不放，向李世民告状。因而遭到集体抵制而下台。此前李靖破东突厥凯旋，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接替新近去世的杜如晦，一时间风头正劲。而萧瑀偏偏在这时参劾李靖治军不严，好在李靖并不计较这些。第四次是他跟李世民说要出家做和尚，而第二天李世民决定下诏同意时，他突然反悔，李世民一气之下索性将他外放，眼不见心不烦。 但是萧瑀忠诚是历来被肯定的。李世民肯定了武德末年萧瑀的立场，认为他是“社稷臣也”，还赐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李世民还算了解萧瑀，给他的评价很公允“公守道耿介，古无以过，然善恶太明，或有时而失”。我想善恶太明可能正是症结所在。不过萧瑀并不理解李世民。李世民让他辅佐太子，告诉他要注意礼节,但他不听；只要有群臣宴会，他就要当场说房玄龄等人结党营私，只是还没有造反罢了。魏征也算是很直率的人，但还是要输萧瑀一筹，他曾感叹：“臣有逆众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节，主恕之以介。昔闻其言，乃今见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 萧瑀不如魏征，正是败在性格和处事方法上。 萧家是唐朝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一共出了八位宰相，从武德朝萧瑀始经嵩、华、复、湛、俯、仿至唐僖宗时萧遘而止。新唐书赞曰：“自瑀逮遘，凡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唐在灭东突厥和败吐谷浑之后，贞观盛世的局面基本形成。远人来附，内部稳定，人口逐年增加，犯罪率极低。这一时期的领导班子是一个充满活力、团结一心的领导班子。由上及下，君臣相知；宰相集团内部也各有所长，和睦相处。在此时担任侍中的王珪高度评价了各位宰相的所长。李世民问及王珪他在宰相集团的地位时，他回答：“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兼资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济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至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 除以上的几位，贞观宰相中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王珪也是和魏征一类的人，不过为魏征的光芒所掩盖；温彦博是当时著名的儒雅之士，长于文字，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武媚娘介绍给了李世民；戴胄以刑部尚书参与朝政，是著名的执法官，有“铁面法官”之称，其侄儿戴至德是高宗时期的宰相，亦是乃叔一般的人物；刘洎也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在侯君集案前后出任中书令，李世民出兵辽东，他任侍中辅佐太子监国；这一时期另外两个有名的宰相是中书令岑文本和马周。岑文本文学出身，位至宰相，自以为“滥荷荣宠”，所以不敢懈怠，最后累死在任上；马周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是当时仅有的一个从布衣出身的宰相，李世民最后的几年中他一直担任中书令，维持守成的局面。至于褚遂良、于志宁等几位更重要的舞台是在高宗朝。两位外戚长孙无忌、高俭也算位高权重，但是作为宰相并不比上面这几个优秀。 李世民自己对后期的宰相班子也是有一套看法的。《新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了李世民对各位宰相重臣的一段评语：“高士廉心术警悟，临难不易节，所乏者骨鲠耳。唐俭有辞，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尝一言国家事。杨师道性谨审，自能无过，而懦不更事，缓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论议其所长也，谋常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坚正，其言有益，不轻然诺于人，能自补阙。马周敏锐而正，评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称朕意。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无忌应对机敏，善避嫌，求于古人，未有其比；总兵攻战，非所善也。”这样各宰相的优劣就可一目了然了。很显然，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魏征、萧瑀一类的敢于犯颜的正值大臣。这大概就是贞观政治后不如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朝有很多出将入相的人。贞观时期有四位：李靖、侯君集、张亮、李勣。李靖作为将领无疑是很出色的，但是作为宰相，就不见得有多少政绩。两唐书本传载“靖每参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称”，大概李靖明白治国上他比不上其他人。或者是已经知足，不想自己“功高震主”。如果是这样，那么李靖就算是很高明了，因为侯、张这两个有着战功的宰相，后来都没能够得到善终。而常年在外的李勣回朝任宰相后，似乎很快吸取了教训，事事顺着李世民的意思，阿谀奉迎。李世民想出兵辽东，上下一致反对，只有李勣一个人叫好。我想这里面，迎合李世民是一个意思，另一个意思是他刚刚入朝新任宰相，在众多元老以及新锐面前处境很尴尬，只有凭一战来立威。他也是李世民的托孤重臣之一，但是他早就明白皇帝父子对他有防备，所以干脆还是唯唯诺诺、溜须拍马，并没有尽到责任。这与他在战场上的光辉形象比起来，反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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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周、中宗三朝的中枢比较以前有了一些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在贞观时期最显赫的衙门----尚书省退出了中枢，仅仅成了单独的行政机构，而失去了议政决策的权力；其次是相当于今天中央政治局的宰相议事场所----政事堂，由以前的门下省转到了中书省，中书省的权力进一步增大；再次是宰相任期压缩，宰相人数大大增多。最多的时候，达到17人同时为相，以至于政事堂里少了凳子坐不下。虽然这三朝的宰相多得有如群星，但是其中的璀璨者并不多。总体质量较之贞观朝，下降了不少。刘仁轨、狄仁杰算是比较出类拔萃的了。
唐高宗可以说是依靠他的舅舅长孙无忌上台的。因而，唐高宗即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朝政都被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所掌握。其中骨干位居宰相的有于志宁、韩瑗、李义琰以及和该集团存在渊源的褚遂良、来济等等。长孙、于、韩、褚都是先朝重臣，很有影响。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贞观朝受到关陇集团压制的山东世族支持武氏取得了皇后的位置，重新确立了在中枢的地位。并在高宗和武氏的支持下逐步剪除了关陇势力。

褚遂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代名臣。他继承了魏征的风格，以性格耿直而著称。他在规劝辅佐高宗上下了不少功夫，然而高宗对此颇有反感，以为自己皇帝当得不自在。最后在武则天的蒙蔽下，对褚遂良下了毒手。根据史书，褚遂良的手上留下了不少冤案，最大的就是李世民出兵辽东时，他诬陷中书令刘洎有不臣之心，以致刘洎冤死。他自己做了宰相之后，对后进之辈也多有排挤。对于刘洎事件其实有很多疑点，有人仔细的作过前后考证，认为褚遂良并没有动机。而原因在于当时修史的许敬宗，此人是唐朝著名的奸臣之一，与长孙、褚遂良怀有私怨。后来打击关陇集团，支持武氏，他和宰相李义府是最积极的一对。后来他成为了长孙无忌之后首相级的人物。他的劣迹暴露后，才发现他篡改了不少史书，刘洎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高宗朝的人事工作很出色，其中有三位非常著名的人物长于此事。一位是才兼文武的裴行俭，另两位是宰相卢承庆和李敬玄。裴行俭没有做过宰相，不过他在智取阿史那都支成功结束西域之行册立波斯王、平定了东突厥阿史那伏念的叛乱后，很有做宰相的可能。只是被当时宰相裴炎所抑，加上他反对武氏称帝，所以未能被重用。
卢承庆是老牌的山东世族，在武氏做了皇后，长孙无忌集团遭受打击之后，成为宰相。《新唐书》中的一个小故事，说明他独特的用人原则：
承庆典选，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庆以“失所载，考中下”。以示其人，无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庆嘉之曰：“宠辱不惊，考中上。”其能著人善类此。
有意思的是，后来卢承庆罢相，正是由于皇帝对他的人事工作不满意。看来卢承庆那被后人称赞的一套在当时是不被高宗皇帝认同的。

李敬玄在任宰相之前，与裴行俭同执铨选，二人齐名。不过李敬玄好似没有裴行俭高明。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二人对“初唐四杰”的看法。李敬玄很看好四杰，认为必成大器；而裴行俭则认为四人“轻鄙浮华”，不会有多少出息。事实证明后者是对的，四杰中混得最好的杨炯，也只作到了县令而已。当然这只是就政治而言，就文学而言，四人是有成绩的。
李敬玄为相期间有几件不很光彩的事。一是他娶了三个老婆，并且个个都出自山东世族。他自己明明是亳州人，却还要硬与赵郡李氏合谱。这是不仅仅被世人所讥讽，连皇帝都觉得不妥。二是在青海大败于吐蕃，几乎全军覆没。不过分析责任，并不在他，而在后面要说到的刘仁轨。三是说自己有病要退休，高宗特意派人治病，却检查出没多少病，高宗很生气，所以新账旧账一起算，于是一下便失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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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在今天还有些名气。这多半是由于他同时是一员大将，指挥了一次在古今都很有意义的战役----白江口战役。正是由于这与日本的第一胜仗，所以今天的一些人甚至“追认”他为民族英雄。说实在话，刘仁轨的战功的确是不小，他有着渡海补给、水上作战的丰富经验,为唐对百济、高丽的战争出了不少力，焚毁日本水军的确在今天还让人心潮澎湃，但是如果要算作“民族英雄”，我觉得却是不妥的。有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刘仁轨作了一段时间的中书令，后来调任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防御吐蕃。中书令之职由李敬玄接替。这一时期他的很多折子被李敬玄所扣下了，由是对李产生了怨恨。他回朝时，高宗让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去前线，他说“非李敬玄不可”，他不是不知道李敬玄不懂得用兵，此举完全是出于私愤，而致国家利益而不顾。结果李敬玄出任洮河道行军大总管，十余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而此前唐高宗命令他从百济撤军时，他以新兵未形成战斗力而不服从命令。同为大将刘仁愿劝他奉诏行事，他回答“苟利国家，知无不为，臣之节也”。这看起来很高尚，但是与前面一件事对照，就可发现有些虚伪。
另一件事就是高宗去了东都办公，他作为副留守留在长安。开始时他是极力反对武则天临朝的。还有一个强烈的反对者是宰相裴炎。二人本是同一战线的人。但是武则天给他加尚书左仆射后，他便倒向了武氏一边。后来裴炎被诬告谋反下狱，落井下石的就有刘仁轨一份。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新道德的角度还是旧道德的角度，都很难说刘仁轨是一个高尚的人，“民族英雄”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他的能力，这在当时的宰相中也并不多见。
高、武两朝宰相共有百余，但是广为人知的恐怕只是狄仁杰一人。武则天亲手擢拔的宰相也有七十余人，但完全为武则天倚重的，恐怕也只有狄仁杰一人。不仅武则天称之为“国老”，他也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酷吏打倒的中直重臣。
狄仁杰是一个出色的刑狱专家。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就是专门讲狄仁杰如何如何突破一些奇案的。他在大理寺做得相当好，“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被人比作戴胄，这是一个难得的殊荣。因为在唐朝甚至是后世一般都把贞观政治看作是不可逾越的。行政方面，狄仁杰在基层干了很久，形成了很务实的政治作风。说到务实，便有一个有些争议的事件。
高宗咸亨年间，吐蕃攻下西域十八州，唐不得已而罢安西四镇。而自薛仁贵兵败大非川，李敬玄兵败洮河后，与吐蕃的东线战场也进入劣势。此后的二十余年，唐与西方国家的联系被吐蕃阻断，丝路贸易受到极大打击。直到二十年后，大将王孝杰才一举将西域的广大领土收回。此时已是武则天临朝时期。在安西四镇重新驻防，设立行政机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反对意见的代表就是狄仁杰。他的论据主要是军费开支大，劳民伤财，殃及国内。他的结论是，以夷制夷，坚壁清野，使“寇无所得”。同时他也主张废除安东都护府，“损四镇，肥中国，罢安东，实辽西，省军费於远方，并甲兵於要塞”。
说实在话，这种观点我是不认同的。苏洵《六国论》中有一句话，我想用在这里也很形象。“以地事秦，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敌人的贪欲是无法满足的，一定不能姑息。像吐蕃，后来一度兵临长安，决不是一个以小利可以收买的敌人。另外，唐与西方国家存在广泛的经济联系，直至唐玄宗天宝的年间，丝路的的税收足以供给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所有的军费开支。何况武则天时期西域的军队规模远比不上天宝时期。其三，边防得不到保障，国内不是安宁。我想如果稳定的边防条件，武则天是不可能发李孝逸30万大军到扬州镇压去徐敬业的反武起义的。
武则天这回也没有听狄仁杰的，安西四镇又回到了唐的版图之内。但是狄仁杰的出发点是好的，讲的一些方面也有道理，不过在唐朝，皇帝们是不会认同这样的意见的。

其实在狄仁杰前和后都有过类似的事件。同样也有两位务实的政治家也这些事有关，一位是贞观名相魏征，一位是北宋的名臣司马光。还有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唐朝宰相，他就是文宗朝的宰相牛僧孺。
贞观十四年，唐将侯君集成功跨越大沙碛，闪击丝路重镇高昌，一举灭之，扫清了丝路上的一大障碍。战后也是在争论是否设立行政区的问题。魏征在当时是反对的，理由和狄仁杰差不多，李世民最终也没有听他的，决定在高昌设立西州，并且使之成为安西都护府的第一个治所。从此重开了西域的大门。
文宗时期，唐蕃关系一度缓和，双方开始协商议和的问题。正在此时，吐蕃的一个大豪酋率领维州城守军投降唐朝。维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周略要地，韦皋等几代剑南节度使都未能把它攻克，所以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李德裕主张立即接手维州，并驻以军队。而当时的宰相牛僧孺表示反对，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我们不可以失信于人。得了维州可能会招致吐蕃对陇右的打击。最后牛僧孺得到了文宗的同意。不过那帮投降的将士回去后，全部被杀害了。牛僧孺的这种态度历来被认为是针对他的政敌李德裕的，所以一直备受历史学家的指责。
牛僧孺最大的辩护者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在通鉴中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来为牛辩护，大大损害了他一往正直的形象。其实司马光也是在为自己辩护。因为在元佑更化中，他同样是不惜一切来反击已经下台的政敌王安石。其中便包括放弃陕西米脂等军事寨堡的举动，理由完全牛僧孺一样。这样，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强兵的政绩很快被被毁坏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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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之所以能够当宰相，与另一个宰相是分不开的，那就是娄师德。娄师德也是典型的出将入相的人物。李敬玄兵败洮河后，京西防线守到了极大的打击，娄师德负责重新组织防务的工作。他首先运用外交手段，稳住吐蕃。并在之后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连《幼学》上都有“娄师德八战八捷”的句子。
不过为将是一个方面，行政又是一个方面。前面说过像二李那样的名将，都未必可以算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娄师德也不例外。娄师德为相期间也是采取了与人无争的方法以求自保，有时候甚至像一个小丑。同列宰相李昭德讥讽他是“田舍翁”，他说我不种田谁种田；他弟弟说如果有人将口水吐到自己脸上，就应该擦去，而娄师德说，如果当时是由于别人发怒吐口水到了自己脸上，就应该让它自己干掉，当面擦去的话，别人会更愤怒。
娄师德向武则天引荐狄仁杰做宰相，狄仁杰自己却不知道。当狄仁杰当了宰相后很看不起娄师德，屡次排挤他。娄师德却也并不介意。后来武则天向狄仁杰道出了事实，狄仁杰才觉得惭愧，感叹道“娄公盛德，我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远矣”。
由此可见，一方面娄师德政治才能缺乏，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的宽广胸怀。
后来武则天又让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极力推荐荆州长史张柬之做宰相。武则天开始不在意，只是将张柬之内迁，连续进行了两次。狄仁杰提醒，再不用张柬之久来不及了，因为此时张已年近七十。武则天这才同意任命张柬之为相。后来张柬之的确有很大的贡献。他和另外五位宰相及大臣，联合羽林军发动兵变杀死武则天的男宠、作恶多端的张氏兄弟，从而中兴李唐。这五位大臣后来都取得了郡王的封爵，合称“五王”。但是没有了二张，并不代表事件已经完全结束。此前张柬之就准备将诸武一并铲除，但是中宗不同意，五王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后来诸武反过来对五王发动了残酷的报复。开始武三思将五王被贬为五州司马，然后派人暗中杀害，手段极其残忍，即使是见于史书，也惨不忍睹。五人中只有张柬之在被贬后不久病死，算是免于受罪。而当时提出不杀武三思的桓彦范，死状最惨，“(周)利贞至贵州，逢彦范，即缚曳竹槎上，肉尽，杖杀之，年五十四”。
高、中、睿三朝的政治可以说是女强人的政治。这期间的每一个女强人----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除了具有强大的个人野心以外，在背后都有着一个朝官集团的支持。像武则天的上台就得到以李勣为首的山东地主以及以许敬宗、李义府为首的南方士人的支持；韦后擅政，便和武三思集团联合；太平公主在和太子的权力争夺中也极力拉拢朝官，以至于宰相七人，有五人出太平公主门。武周时期，武则天的集权做得好，所以中枢政治还没有达到败坏的程度。而中宗朝、睿宗朝就不同了，几乎没有皇权可言，围绕权力争夺的阴谋、兵变纷起。连中宗皇帝也成了牺牲品。国内政治更是黑暗到了极点，韦后和安乐公主一手遮天，新鲜花样百出，贪赃受贿、卖官鬻爵，一时成风。她们想做武则天，但是她们没有武则天的能力。这帮又蠢又恶的妇人只会将局面弄得更糟糕。
幸而出现了李隆基。睿宗皇帝无意于帝位，让位给了太子李隆基。但大权还是由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对掌。而优势又在太平公主一边，前面已经提到宰相七人，有五人依附于太平公主。另外，睿宗的天平也偏向于太平公主一边。但是太平公主一边的窦怀贞、萧志忠、岑羲、崔湜这些人谄媚有余、能力不足，最后被李隆基占了先机。李隆基这边的宰相包括刘幽求、魏知古，并且把公主一边的陆象先也拉了过来。刘魏二人相当于玄武门事件中的房杜，是主谋。并且刘幽求积极联络了羽林军，保证了近卫军队在政变的方向。李隆基心腹将领王毛仲领导的羽林军是政变的主要战斗力量。而军队的实力派将领郭元振亲自出马，保证了内廷的稳定和皇帝的安全。在精心的策划下，李隆基一举粉碎了太平公主集团，彻底收回了权力。

事件结束后李隆基迅速采取了稳定的措施，重组中枢。和贞观宰相一样，新的宰相集团大都是兵变中的功臣。像有定策之功的刘幽求被任命为右仆射同三品知军国事，成为了首相，其余陆象先、郭元振也同三品，魏知古稍后也成为侍中。武则天时期的名臣张说出任中书令。张说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兵变，但他和太平公主集团有很大矛盾，在他被太平公主贬谪之后，他就提醒李隆基要及早下手。李隆基恢复权力后，马上把张说召了回来。

但是这批人和贞观宰相又有着很大的区别。最明显的就是在任期上。刘幽求、张说、陆象先不到半年而罢相；郭元振最惨，仅仅作了两个月宰相就被流放；魏知古还算走运，干了两年多，才罢为工部尚书。罢相原因以后会详细提到，首先和姚崇有关系。但是深层上，还是李隆基自己的原因。李隆基是一位锐意进取的君主，他想急于改变政治局面，就不能够长时间使用这个宰相集团。毕竟这只是一个权宜的，过渡型的班子，它不是建立在实际才能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有功恩遇的基础上的。以郭元振为例，他是四朝重臣，一代名将，在唐蕃战争以及安抚西域中，功勋卓著，是李隆基在兵变中借助的基石之一。但是李隆基竟然仅仅因为军容不整而要杀他，后来命是保住了，被流放新州。这件事反映了李隆基改组中枢的急切心情，是可以不惜杀戮大臣的。两个月后，姚崇入相，李隆基开始了全面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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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被李隆基马鞍之上钦点宰相，意味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启。这个时候的姚崇已经是两度为相的老臣了，但是他有着执著的性格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这是为李隆基所特别看重的。
姚崇是唐代唯一一个在影响力上可以和房玄龄一拼的宰相。二人配合李世民、李隆基所开启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堪称中国古代政治的黄金时期。二人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诸如擅于国家大政、勘定典章制度、拨乱反正是国家迅速恢复稳定等等。《新唐书》姚崇的政绩有如下总结:崇尤长吏道，处决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戊斥候、士马储械，无不谙记.崇常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请无广释道，无数移吏。繇是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我觉得最后一句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了前两朝衰微的中央集权再度加强.这不正是李隆基所渴望得到的.其实说过来,李隆基在中枢上的每一步棋,都是围绕着集权这一点的.前面提到的罢免功臣,缩短宰相任期,合中书门下为一等等都可以说明这个.而天宝时期的宰相任期延长,宰相人数减少等等正好说明皇权受到相权的影响而减弱,成为反例.
尽管姚崇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是他给后人的形象绝没有房玄龄那么完美.这就涉及到了两人的不同.性格上,房玄龄是一个谦逊的人,"不以己长望人";而姚崇却有些自负.他曾不无自得的问他的手下说自己比管乐如何,得到的回答是不如,但差不多是一个"救时宰相".他想了想,觉得这个评价很公允.由此可见,姚崇对他所做的的确有些飘飘然.不过,这其实都无所谓.姚崇最受后人诟病的是他对同僚采取的手段.
姚崇和张说历来不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太平公主集团被粉碎后,张说先于姚崇入相,但是姚崇却轻易扳倒了这个夙敌.看下面一段话:
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

要弹劾张说可以直说,但是姚崇偏偏用这种隐晦的方式,对李隆基的痛处下张说的药.难怪欧阳修评价姚崇"资权谲".如果只是这一个例子,当然不足以说明欧阳修的观点.然而欧阳修说得确实很有道理,因为这方面的例子实在不少.魏知古在当时是唯一和姚崇和睦相处的宰相,姚崇曾经还引荐过魏知古.但是二人同列不久后,姚崇便看不起魏了,想办法罢了魏的相.刘幽求是当时的首相,姚崇"素忌之",向皇帝报告说刘幽求"郁怏散职，有怨言",李隆基派人调查,贬刘为睦州刺史.前宰相,吏部尚书钟绍京"不为姚祟所喜",姚崇便借刘幽求一案,乘机贬钟绍京为果州刺史.后来钟绍京被一贬再贬,吃尽了苦头.我想就凭这些,如果姚崇没有他的成绩,一定要落一个奸臣的名号.
前面提到刘幽求等罢相的深层原因在于李隆基急于改革,但是姚崇无疑起了导火索的的作用.

如果以今天的知名度计，大唐宰相的第一方阵中大概只有四人：房、杜、姚、宋。尺度放宽一些估计还可以搭上魏征。如果以姚崇比房玄龄，那么宋璟可算是玄宗朝的魏征。
政治强人姚崇虽然开创了的开元盛世，但是他得罪了太多人，并且权力也太大了，李隆基开始有些不放心。在他为相的第四个年头，终于因为受他人贿案的影响而只好主动辞职。李隆基也不挽留，让姚崇举荐一人自代，姚崇便推荐了宋璟。
就这样姚的老战友宋璟被任命为黄门监，成为新首相。

宋璟可能才能不如姚崇，但是他是武周以来的一面道德旗帜。从公开反对二张起，他就成为了朝野的清流领袖。不给二张面子就是不给；宦官来接他，就是一句话都和宦官说。欧阳修赞扬他“风度凝远，人莫涯其量”。和宋璟比起来，张说就显得有些逊色了。二张准备除掉魏元忠的时候，要张说作伪证。张说差一点就随了二张，好在宋璟在关键时刻严正的提醒了他一下，才没有铸成大错。宋璟此次入主门下省，已经是二度为相了。和姚崇差不多，宋璟也只做了四年就被罢政事。四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大唐的政、刑、礼等又重新步入正轨，天下风气大有改观。

如果说宋璟仅仅是一个言官、直臣是不合适的。我觉得说他是一个注重细节的务实政治家更好一些。姚崇的长处在于善于统筹全局，而宋璟更重小节。他主张一个个的案子他一个个理清；天灾过后，他劝皇帝不要讲功夫花在祈天这种形式上面，而要多做实事；边将邀功，他时常是很不赞同的，怕引得年轻的皇帝穷兵黩武。如此等等都可以反映宋璟是一个实干家。后来的他的相位继承者张嘉贞坐到他的位子上后，对于宋璟留下的政策，都还时常失声赞叹。正如史家所赞扬的那样，“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这就是风格不同的姚宋对开元盛世的共同贡献。

对于姚宋反对边功的做法多说几句。好像唐朝的大凡贤相，都对边功很不感冒。从魏征反对在高昌设立行政机构，到房玄龄反对征高丽，到狄仁杰反对恢复安西四镇，再到姚崇劝天子不求边功，宋璟不肯赏边臣，好像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天看来，他们的这些做法仿佛和当时皇帝所想的格格不入。到底怎么看这些，我觉得是应该一分为二的。有利于国防巩固、国家安全的开边战争应当鼓励；而穷兵黩武则应当反对。开元天宝年间的变化正可说这一点。正是由于李隆基后期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才大大加速了各民族的离心和唐王朝内部的虚空，为祸乱埋下隐患。欧阳修也说：“天宝之乱，卒蹈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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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天宝中后期。这个长达40余年的封建社会黄金时期，绝不仅仅是靠李隆基加上姚、宋就可以造就和维持的。姚、宋二相当国的时间加起来不过8年，和40年相比，可以说只是开了一个头，或是奠了基，当然这个头是开得非常漂亮的。然而后来的几十年里，如果没有一批杰出的人物继续了姚宋的事业，开元盛世会不会持续这么久，是很难说的。这批杰出的人物里面，自然包括了许多位不同时期的良相贤臣。
开元一朝，姚宋之后，宰相十五。这十五人无疑和贞观宰相一样，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其中文学如张说；勤俭如李元竑；明于吏事如张嘉贞、裴光庭；长于理财如裴耀卿、宇文融；忠直如韩休、张九陵；边将如杜暹、萧嵩。当然，如同贞观之治中有许敬宗这样的奸相一样，十五人中也有李林甫这位名留千古的大奸臣。司马光对开元宰相的特点概括是：“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竑，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陵尚直，各其所长也。”我想这正是开元盛世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以上提到的几位，还有几位为这些贤相或是权相甘当绿叶的宰相。姚崇出任首相的时候，卢怀慎以同平章事、黄门监为次相，卢自以为才能不如姚崇，所以遇到事情总是听凭姚崇处理，当时的人讥讽他为“伴食宰相”。此后，宋璟为首相，苏珽为次相，苏珽也总是顺着宋璟的意思做事，没什么自己的意见。二人由此相得甚欢。宋璟去位后，源乾曜以侍中为首相，张嘉贞以中书令为次相，张嘉贞是一个政治强人，能力强，党羽多，而源乾曜是一个老实人，所以情况完全反了过来：张成了实际上的首相，而源这位名义上的首相实际上只是一个陪衬。稍后张说为中书令，情况依旧，源乾曜依旧坐在首相的位置上而少有管事。到二张俱罢，李元竑、杜暹成为次相的时候，源乾曜还是首相，直到后来边将萧嵩入相。史载源乾曜“为相十年，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尝廷议可否事，晚节唯唯联署，务为宽平惇大，故鲜咎悔。姜晈为嘉贞所排，虽得罪，讫不申救，君子讥焉。”可见，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源乾曜都是被讥讽的对象。可是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开元宰相任期的最长纪录。前面说过，李隆基出于权力考虑，一般的宰相任期不会超过四年，像韩休仅仅九个月。源乾曜竟然可以超过十年，这不能不说和他的性格、处事方式是有很大关系的。到了开元末，李林甫以中书令为首相。他力荐牛仙客为宰相，遭到了张九龄的强烈反对。但是李隆基没有听张的的话，反而认为张九龄嫉贤妒能。当牛入相后自然成了李林甫的配角。牛本来在边镇干得很有成绩，但是实在不是做宰相的料，结果一被李林甫拉下水，就陪着李林甫挨了一千年的骂。我觉得前面的这些人（牛仙客除外）其实都是有他们的意义的，起码为有能力者营造了和谐的政治环境。不象李元竑和杜暹同为相的时候，争论起来，谁也不让谁，做事则相互扯皮，最后搞得李隆基都很生气了，将他们双双罢相。
开元宰相在隋唐政治史上着实是很浓重的一笔。如果仅仅以上文一笔代过，实在是很可惜；但是又无法像旧史一样为他们每人作一列传，所以以下随便多说几句。
张说在开元以前就做过宰相，李隆基铲除太平公主以后，他是第一批宰相中的成员。其时张说的资格和姚崇、宋璟相比是差不多的。但是，从以后的事情来看，他的仕途比姚、宋要坎坷得多。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和另外两人密切相关，一个是姚崇，一个是宇文融。

姚崇和张说的积怨很深，由什么原因所致，史书语焉不详。可能姚崇出知同州，和张说有一定关系。但是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张说和姚崇一样，是能力超群的政治强人，都有着很强烈的权力欲望。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尤其是后来姚崇被李隆基擢为宰相时，张说亦在中枢。两个强人共同执政，必然会有抵牾之处，而二人又都是不肯轻易放弃自己见解的人，这样势必造成矛盾。后来姚崇抓到了张说的把柄，加上张说在政治上确实有失误，李隆基决定罢免张说。
张说再次入相的时候，姚崇时代早已过去。此时的首相是源乾曜，一个与人无争老好人。张说的同僚，实际的首相张嘉贞去位后，张说成了无冕首相。这一时期，他做了几点大师，第一就是讨灭了朔方的反胡；第二是大裁军，实行募兵制，将无所事事的府兵裁撤，招募民间勇士进入军队；第三是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二省合一，权力集中；第四就是主持李隆基封禅泰山。这几件都是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特别是中间两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最后一件也使得李隆基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封禅泰山的皇帝之一。但是也正是由于封禅这件事上他的做法存在问题，造成了他和源乾曜之间的矛盾，并且引起了低级官员和军队的不满。
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得罪了宇文融。宇文融和源乾曜的关系很不错，但张说和宇文融之间的矛盾是否和源乾曜有关是不确定的。作为御史中丞的宇文融之所以敢和身为宰相的张说对撼，更多的是在于宇文融是李隆基最近的红人，有皇帝撑腰，他自然不怕张说。宇文融能够走红，和他杰出的理财才能是分不开的。他推行重理户口、重新丈量田亩的政策，一下子就使得当年的岁入增加了百万缗。有钱了皇帝自然高兴，升了宇文融的官，让他继续。而张说偏偏厌恶宇文融的为人，又怕他生事，所以总是阻止宇文融办事。宇文融也不是等闲之辈，便处处中伤张说。宇文融的为人，我不好说，但是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可能真的是有些浮华。他做宰相之前说，如果我可以做宰相，只要几个月，天下就会太平。但是他做了宰相之后，每天只知道喝酒会客，别人还说不得他，连皇帝都会被能言善辩的他说的哑口无言。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天下却并不见太平。李隆基有些生气，加上宇文融正好得罪了很有势力的信安王李祎。这时的形势，宇文融已经是不得不下台了。

宇文融对张说下手前，张九龄提醒过张说要注意。但是张说根本不把宇文融放在眼里。结果从首相沦为了阶下囚。三朝老相啊，竟然在晚年还要蹲大狱，真是莫大的耻辱。

宇文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代都备受批评，这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其实宇文融的经济政策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如果任由户口隐匿，良田浪费，国家的损失是巨大的。然而宇文融多数时候是被斥为“多事”。这大概和桑弘羊以及后世的王安石一样。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利字是一个很贬义的词。为了利益而“扰民”，那是绝对要受到道德人士的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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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其实是一个政治家兼文学家。大唐宰相中，在当时就被称为文宗的只有四人：武周时期的李峤、苏味道，玄宗朝的张说，以及后来历仕五朝的令狐楚。而四人中又仅仅只有张说可以说是著名的政治家。张说和当时的苏珽并称为“燕许大手笔”，文章一出来，即被广为传颂。以至于后世专以燕公来指代张说；就像今天一说总理，就知道指的是周恩来一样。以封爵指代其人的作法，在初唐还不盛行，大概有名的只有卫公李靖。其余像说郑公，一般人大概都不会知道指的是魏征。而张说开了先河。到了宋代，对于宰相重臣一般都只称封爵。比如，一说莱公，就知道是寇准；一说魏公、郑公，就知道是指韩琦、富弼；一提荆公、温公，马上就想到王安石、司马光。
开元宰相中除了张说、苏珽，另一个文学家便是张九龄。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联可谓独步千古，无人为继。更有人将他的诗歌称为“唐之离骚”。其实对比一下，他经历和屈原的确有些相像。首先是居高位，一心尽忠国家，而后遭到奸人陷害，命途坎坷，再而目睹国家由盛而衰，自己却无能为力。杜甫云“文章憎命达”，实在是自然之理。

开元贤相中，张九龄可谓压轴的一位。其后李林甫相继当国，好好的盛世硬是给葬送了。张九龄为相期间，基本上是贯穿着和李林甫的斗争的。李林甫无学术又无风度，这些恰是张九龄的优势，所以李林甫对张九龄很是嫉妒，于是想法设法要限制他。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由于处理边事有功，李隆基想让他为相。牛仙客担任节度使可以，做宰相实在是不合适。张九龄由此据理力争，而李林甫自然知道牛仙客是一个庸人，如果引为同列，不仅不可以排挤张九龄，而且便于控制。于是他力主牛仙客入相。李隆基可能真的晕头了，硬是将牛仙客调回来，还责备张九龄一通。没过多久，张九龄、裴耀卿同日罢相，中枢彻底成了李林甫集团的天下。开元政治的黄金时期由此终结。

其实张九龄看人是很准的。他说牛仙客不足大用，果然后来成了李林甫的应声虫；安禄山入朝，他对裴耀卿说，将来为乱的，肯定是这个人。后来安禄山吃了大败仗，张九龄力主将他杀掉，李隆基却以“卿无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责备张九龄而为安禄山作保。后来的事情，全如张九龄所料。

张九龄估计是开元宰相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他已经深刻意识到危机了，然而他在位的时候，无能为力；而处江湖之远的时候，就更志不得申了。只好眼看着奸佞当朝，大好盛世每况日下。他没有看到盛世彻底毁灭的那一天，便匆匆去世了，这对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他来说或许还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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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罢相的时候，李林甫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此后的十九年，大唐的中枢基本上由他一人掌握。前面提到源乾曜当国十年是一个奇迹，相对于李林甫，又不算什么了。这就是开元、天宝两朝政治的区别之一。李隆基原本害怕相权过重，宰相纠集私党而引发党争，所以给开元宰相的任期都很短；而开元末以后，李隆基似乎被盛事的局面所麻痹，很多行为渐渐脱离了正轨，这就是其中之一。
李林甫的上台，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后宫，他满口答应专宠一时的武惠妃，一定支持武惠妃的儿子寿王做皇储，所以武惠妃答应帮他坐宰相；其二是他舅舅姜皎有一些地位，在李隆基那里很吃香，再有他和源乾曜、宇文融的关系很好，自然为他进入中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三是韩休罢相的时候，直接推荐了李林甫。韩休其实也算是一个名臣，他入相的时候，是由首相萧嵩推荐的。而李林甫首先得到内部消息（据说是李林甫和裴光庭的老婆有染，裴光庭的老婆又和高力士关系好，结果这个消息很快到了李林甫那里），第一个跑到韩休那儿去报喜。韩休还以为是李林甫的帮忙，将他视为恩人。后来，他推荐李林甫，估计含有报恩的成分。

称李林甫为奸臣，是很不过分的。但是为李林甫翻案之风时有。普及的书里面如《剑桥中国隋唐史》都重点地肯定了李林甫在财政、立法方面的所起的作用。该书认为，李林甫为相时期，李隆基已不像开元之初那样积极面对朝政。所以相对姚、宋而言，李林甫做的工作要多得多。但是在我认为，姚宋执政加起来八年就使唐从皇室争权的混乱中中兴；李林甫柄轴19年，不仅不能维持局面，反而使得局面更加恶化。从这一点来看，很难说李林甫的执政是成功的。

能够代表李林甫才能的事件有两件。第一件是开元中期开始的《唐六典》编撰工作；第二件是开元二十五年的《格式律令事类》的整理。《剑桥中国隋唐史》对这两件事情的评价颇高。尤其是后一件，更被推为唐制度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其实李林甫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都是主持的角色，里面到底有多少功劳是他的，到底有多少功劳是那些已经湮没无闻的学者的，我很难说清楚。不过，谁都知道李林甫缺乏学术，不谙经典（引用典籍中的一些稍生僻的字都不认识）。所以很难想象他在这种大型政典、法典的编修中可以很有作为。另外，编撰《唐六典》的工作从张说就已经开始，经过张说、张九龄这些大文学家、政治家的苦心经营，至李林甫已近尾声，而最后上呈皇帝的是李林甫，所以他在这里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的。李林甫也很清楚自己不善文学，所以对文学之士很是嫉妒，一批一批的文士被打倒，或是被压制，张九龄只是其中之一。

许多人对正史所载李林甫之事表示怀疑。完全符合史实，任何一部史书都很难做到。但是这些记载绝对比臆测揣度可靠。像一些大事，如韦坚案、李适之案、王忠嗣案、杨慎矜案、皇甫惟明案等等，是不可能完全虚构的。因为他们都是曾经深受信任的重臣或是爱将，影响实在太大了，有的甚至牵连到了东宫。正史之所以将李林甫嫉贤妒能、排除异己作为重点，就是因为这代表了李林甫最大的特点。后来成了太上皇的李隆基评价了他手下的十几个宰相，对于李林甫，他说“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如果才能真的出色，是不会被错误掩盖的。同是在《唐书》中（《旧唐书》倒是说了一句稍好的话），稍后的杨炎也可算权相一个，排除异己也是能手，很多行为都是标准的奸臣行为（如杀刘晏）。但是他以他出色的理财能力和作为两税法的奠基人而位列大唐名相之中。相比之下，李林甫实在是过太多而功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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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的奸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多数人又认为杨国忠的才能远逊李林甫，加之与边将关系恶化，故而导致安史之乱。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李林甫不被杨国忠取代，安史之乱就不会发生。这未免又太过重视杨国忠的“作用”了。
杨国忠掌管财权后，天宝政治实际上出现了三驾马车的局面。其一是相国李林甫；其二是有后宫撑腰的杨国忠；再就是拥兵河朔的安禄山。三人中，李林甫差不多已经是西山落日，而后两人是新贵。李林甫开始以为杨国忠可以为他所用，于是极力拉拢他。但是他太低估杨国忠了，杨国忠岂是甘居人下的人？并且有杨玉环的裙带关系，他岂会把一个将死之人放在眼里。天宝十镇，安禄山一人据有三镇，可谓兵雄天下。所有的朝臣，他都不放在眼里，唯独见了李林甫，他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李林甫失势之前，形势看起来是多么好：国舅爷是李林甫的人，兵头头也是李林甫的人，李林甫的地位实在是很稳固。但是，情况慢慢变了。李林甫对权力是何其敏感的人。他已经意识到杨国忠对他的威胁，于是借西南战事之机调杨国忠任剑南节度使。而这件事李林甫做错了，杨国忠虽然被暂时外放，但是得到了李隆基任命他为宰相的承诺。安禄山既然拥兵一方，又岂甘心长期受制于人。当杨国忠参劾已经去世的李林甫勾结突厥时，安禄山马上跑过去落井下石，以发泄一下多年积累的怨气。

而安禄山虽然配合了杨国忠对李林甫的打击，并且成了贵妃的干儿子，但是这些绝不能够阻止安禄山和杨国忠的破裂。杨国忠入相后，时常向李隆基提起安禄山将要谋反。如果要说证据，恐怕他也拿不出多少实在的东西。他这样做，无非是考虑到了安禄山对自己地位的潜在威胁。安禄山被激怒了，从此二人势同水火，终至安禄山起兵。

这便仿佛说明了前面提到的“杨国忠逼反安禄山”的观点。然而这仅仅是表象。安禄山打着的“清君侧”的旗号也不过是一个幌子。他既然势力已极，内朝虚弱，他自然要趁机起事。从后来的情况看，他在幽州的准备是很充分的，所以他的起兵绝非受迫而反击。如果要论根源，史学家可以说得很深刻，只是我不够水平，无法说清楚。但是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一个原因就是，李林甫执政期间为了杜绝边将入相而重用蕃人，并且往往令其专制数道，长年不徙（安禄山居平卢、范阳达十四年之久）。这样一来，他们便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从这个角度上说，李林甫的责任比杨国忠要大得多。

唐肃宗从天宝十五年即皇帝位至宝应元年崩，共在位六年。这六年里的宰相，总体说来乏善可陈。原因主要在于，整个这个时期内，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围绕着平叛这一中心。所以李光弼、郭子仪等大出风头，而真正的宰相的工作并未步入正轨，故而缺乏用武之地。
房琯是老杜诗歌中提得比较多的一个人物。杜甫给房琯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比之为孔明、谢安。但那是个文人的观点，史学家的评论要刻薄得多。《旧唐书》大段引用了李亨罢免房琯的诏书，来说明房琯的“率情自任、怙气弄权、虚华简傲”。于是，误国的帽子便戴在了他的头上。直到后来的欧阳修，才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琯有远器，好谈老子、浮屠法，喜宾客，高谈有余，而不切事。时天下多故，急于谋略攻取，帝以吏事绳下，而琯为相，遽欲从容镇静以辅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败挠，故功名隳损云。 ”
“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载行事，亦少贬矣。一举丧师，讫不复振。原琯以忠谊自奋，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过人者，用违所长，遂无成功。然盛名之下，为难居矣。夫名盛则责望备，实不副则訾咎深。使琯遭时承平，从容帷幄，不失为名宰。而仓卒济难，事败隙生，陷于浮虚比周之罪，名之为累也，戒哉！”

我很赞同欧阳修此论，我前面提到的“无用武之地”也就是这个意思。假使房琯可生在汉文宋太的时期，以风度率众人，以无为治天下，情况会好得多。其实房琯也并非是一个专务空谈的人，象两唐书都提到的他罢相后在邠州改革弊政的事情，充分说明了他具有卓越的行政才能。

正如欧阳修所说，房琯自拜相那天开始就被天下人寄予厚望，而领兵作战又非其所长，以至陈陶、青坂大败，“四万义军同日死”。天下人包括皇帝在内失望之余，自然要归咎于他。李亨在罢免诏书中说得很刻薄，这对于很重风度的房琯无疑是极大的打击。

同时期的张镐也是房琯一般的人物，风度很足。最后也是由于太过简澹而罢相。不过他显然不像房琯那样具有悲剧色彩。做得比较中间的要数苗晋卿，起码善始善终，名声地位上都过得去。名声最差的要数裴冕，不识大体，依附宦官，把财政权下放，搞得经济局面一团糟。

还稍微值得一提的是萧华。当时李辅国用事，宰相如裴冕等都依附于他。惟萧华刚正不阿，坚决抵制李辅国为宰相。萧华为开元宰相萧嵩之子,贞观宰相萧瑀的后人，其行为大有萧瑀之风。说到开元宰相，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们的后人很多都成为了宰相。如卢怀慎之孙卢杞、杜暹族子杜鸿渐、韩休子韩滉、张嘉贞子张延赏、裴光庭子裴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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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李豫是一个非常仁慈的皇帝，但是他在位的时期却是唐朝最多事的时期之一。宦官（李、程、鱼）、奸臣（元、王）、强蕃（安史余孽诸镇）可称内忧；强敌吐蕃、回纥可称外患。优柔寡断的代宗皇帝对这些问题的错误政策，使得后来的唐积重难返，直到灭亡。
这一时期，安史之乱已经接近尾声。平叛固然还是一个重心，但同时面临的战后财政问题也日益凸显。安史之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史载“天下饥疫相仍，十耗其九”。京城所在的关中平原再也不能自给自足了。河朔、山东诸镇的财政权基本上为节度使所有，不但没有丝毫的赋税交给朝廷，还要朝廷调拨费用。一时间，江淮成了整个财政收入的支撑点。在这种用度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急需一批理财专家。所以带有这种特色的中枢应运而生。

刘晏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幼时就有神童的称呼。他几乎做过所有和理财有关的职务，像户部侍郎、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等等。当时天下新定，长安的经济状况非常差，斗米千钱，皇宫里面的食物都不合时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晏提出了疏浚运河，将江淮财赋通过运河入黄河，再入渭水，进入关中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首相元载的支持，最终顺利实现。第一批岁输到达长安的时候，代宗皇帝准备乐队，亲自到渭桥迎接。由此可见，此事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后来，长安盐价暴涨，刘晏急调三万斛入关，仅仅四十天，这批盐就从扬州到达长安，当时的人以之为神。经过一系列的整改，关中的经济形势趋于稳定，天下的物价也少有大的起落。

其实刘晏担任宰相的时间只有一年，但是由于他掌握了财政大权，并且以此精简吏治，所以他的实际地位是相当高的。故史载：“然任职久，势轧宰相，要官华使多出其门”、“大历时政因循，军国皆仰晏，未尝检质”。这必然导致刘晏树敌众多。他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敌是常兖和杨炎。前者想方设法让刘晏退休，但是皇帝不允许；而后者直接害死了刘晏。

和刘晏同时掌管财政的是第五琦。第五琦为宰相是肃宗朝的事，为相时间不过八个月，但是他发挥作用是在代宗朝。在肃宗朝，他为解决军费的来源问题作了巨大的贡献，史称他的成果是“人不益赋而用以饶”。实现这一点，在当时大概需要极新潮的经济学观点。古代很多的经济学家（暂借这一称呼）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在他们的当时都不能被理解。我没有学过经济学，所以对其中的过程不敢妄论。只是猜测和合理配置资源以及加速流通有关。代宗即位后，将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的财赋转运委之刘晏，而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则委之第五琦。但是从后来的成绩看，第五琦是不如刘晏的。第五琦显然对货币流通缺乏认识，一味铸造大钱，以一当十或是以一当五十，结果造成物价上扬，通货膨胀。

不管怎么样，上面这二位都可以算是代宗时期最出色的财政专家。大唐的理财真正以完整的体系居于大政之首是成就于刘晏之手的，而这个体系建立是从第五琦开始的。

常兖在元载死后成为宰相。和上面二位相比，常兖要逊色得多。严格的说，他并不可以算一个理财家。但是他的节用思想对一贯大手花钱的朝廷起了改变风气的作用。他非常注意节约，以至于史家用“苛细”这个颇带贬义的词来形容他。

和常兖同时拜相的杨绾更是一个节约的人。御史中丞崔宽造了很豪华的别墅，但是他一听到杨绾做了宰相，连忙叫人拆掉了。这种事情远不止这一件。《新唐书.杨绾传》上提到杨绾入相后“它闻风靡然自化者，不可胜纪”。按照儒家思想来看，杨绾是一个很完美的大臣：性格沈靖、不好立名、风度翩然、议论高远。遗憾的是，他只做了半年不到的宰相便去世了。当时元载、程元振、鱼朝恩都已经死去，边境、方镇也相对安宁。如果杨绾可以多干几年，未必成不了张九龄一般的人物。

然而整个代宗朝中枢的主导力量并不是来自上面这些人，而是来自盘踞相位十四年的元载。元载是奸臣不假，但是还没有到李林甫、杨国忠那个地步。他如何排斥异己、怙恃弄权这里我不多说，我说的是下面两点。其一是一大批理财专家其实都是元载带起来的。如刘晏、杨炎、韩洄等等。元载自己在做宰相之前也干过具体的财政工作。我觉得这一点是构成这个中枢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就是元载有一条意见很值得思考：

初，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寄治泾州，大历八年，吐蕃寇邠宁，议者谓三辅以西无襟带之固，而泾州散地不足守。载尝在西州，具知河西、陇右要领，乃言于帝曰：“国家西境极于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草荐水甘，旧垒存焉，比吐蕃毁夷垣墉，弃不居，其右则监牧故地，巨堑长壕，重复深固。原州虽早霜不可蓺，而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徙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作，二旬可讫，贮粟一岁。戎人夏牧青海上，羽书比至，则我功集矣。徙子仪大军在泾，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北抵于河，皆连山峻险，寇不可越。稍置鸣沙县、丰安军为之羽翼，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胫，朝廷高枕矣。”因图上地形，使吏间入原州度水泉，计徒庸，车乘畚闸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议，乃曰：“兴师料敌，老将所难，陛下信一书生言，举国从之，误矣。”帝由是疑不决。 （《新唐书.元载传》）

上文田神功所说的“误”并没有给出具体证明。我倒是觉得元载的这个建议不错。一来原州并不远离三辅，一旦京师有事，军队可以有迅速的反应。二来原州介于河西陇右间，兵屯原州可以减轻吐蕃对河西的压力，必要时可以兼顾两面。后来河西最终为吐蕃所有，实在令人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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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上台，常兖罢相。遭常兖压制很久的崔佑甫出任新的首相，杨炎、乔琳等并为宰相。崔佑甫和杨绾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在他的协同下，德宗朝的政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步入了正轨。但是很遗憾，崔佑甫也只做了一年宰相便去世了。从代宗后期到德宗初年，杨绾、常兖、崔佑甫相继执政，虽然当国时间都不长，但是成绩是很突出的。当时的论者都以为“可复贞观、开元之治。”但好景不长，河朔诸镇以及李希烈、朱泚一系列的叛乱打碎了德宗的中兴之梦。
崔佑甫逝世后，另一位伟大的理财专家成为了首相。他就是前朝因依附元载而被贬黜的杨炎。纵观整个历史，杨炎的贡献比刘晏还要大。在杨炎的主持下，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两税法开始推行。它结束了以往的租庸制度，对以后近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应该将两税法的实施作为划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阶段的一个分水岭。

他所做的另一个具体工作就是整理国库。实施分库而藏，精确处理数据而非以往的粗略估计。这样一方面使得收支更加明晰，另一方面使得准确的预算、结算成为了可能。可以说，刘晏、第五琦做的工作是地方的局部的，而杨炎的工作是统筹的全局的。

但是大凡政治强人都会有专断的毛病，在唐朝虽姚、宋亦不能免。杨炎也是一样的。他入相之时位在崔佑甫下，崔佑甫去世，他便推翻崔佑甫的一切政策而实施自己全新的一套；刘晏是元载一案的主审官，杨炎由此案受到牵连，他入相之后千方百计陷害刘晏，最后杀刘晏于贬所。而他自己亦被继任者卢杞杀害。

刘、杨二人的死都是值得惋惜的事情，他们的时候尽管还有一些出色的理财家，但是少有出二人之右者。有一些试图
统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学者认为，刘、杨二人的这种现象是满足量子力学中的泡利同轨道不相容原理的。即核外相同的轨道上面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能量状态相同的电子。想一想这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最浅显的例子就是“一山不容二虎”。在我的这个帖子中这些事情也有一些，例如刘仁轨和李敬玄，李元竑和杜暹，常兖和崔佑甫等等。在这个论坛的另一个帖子《史上绝代双雄》里更多，几乎全是的。

这一时期另一个理财家是韩滉，开元宰相韩休的儿子。他和杨炎是一类的人，很强干，很专断，但是做法远远不如杨炎高明。他的财政政策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苛”。这一条加上他树立私党，欺上瞒下，足够给他带来很大的舆论压力。这是政治强人的通病，看多了就觉得无可厚非了。其实韩滉的人格很高，自己非常节俭，十年才换一次衣服，很热的天也不拿扇子。今天的人知道韩滉大概都不是以他作为理财家或是政治家，而是作为画家。他画的牛被历代奉为神品。

开元宰相的子孙大多沾有他们父辈的习气。张嘉贞的儿子张延赏在德宗贞元之初和韩滉同为宰相。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偏执、明于吏道、注重巩固权势的人。名将李晟和他有过结，但是李晟非常愿意和他和解。经过韩滉的撮合，李晟向德宗举荐他入相，但这份好意最终被他扔在了一边，弄得李晟很恼火。

张延赏最大的错误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国家大事当作了儿戏。当时吐蕃尚结赞请和，李晟、韩滉都强烈不赞成，认为吐蕃决不会讲信用。张延赏便利用当时德宗想收回李晟兵权的意思，想趁机挤垮李晟，于是力主和议。结果吐蕃设伏于和议会场，唐使团几乎全军覆灭，大将浑瑊仅以身免。张延赏这下弄巧成拙，反而使自己被罢相。

其实张延赏在入相之前是一个很干练的地方官。西川自郭英乂之后，乱了几十年，宰相如杜鸿渐等都在西川干过，但是就是镇不住。但是自张延赏就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之后，不单单风气萧然，每年更有大批赋税上缴朝廷。但是当宰相后，却变得饰情复怨，不称所望。所以权力是可以改变人的，无数的事例说明，作为政治家，并不是都需要完美的人格，但是问题在于有的人才能始终是第一位东西，他们不会让性格缺陷影响到才能的发挥，此类人如姚崇；而有的人在拥有权力之后，性格中的不足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而自己又非常适应这种变化，张延赏大概就是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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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了许多的理财家，现在必须说一说那个时代两个杰出的政治家了。
贞元以后，藩镇的气焰较建中年间稍有收敛，德宗皇帝也不必东奔西走，无家可归了。然而这并不代表朝野无事。前面提到的贞元三年吐蕃以议和为名诱杀唐军则可看出吐蕃的咄咄逼人之势。当时的首相张延赏由此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四代重臣李泌。

李泌恐怕是唐朝宰相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之所以说他很传奇，主要表现在以下。

首先，他是和神仙走得最近的宰相。他自幼研习佛道，对易经、老子很有研究。成年之后，游历道教名山，学习神仙不死之术。后来身为高官，亦不避讳大谈神异之事。其子所著《邺侯家书》更是对其事迹说得神乎其乎。

其二，他虽然精通黄老之术，但是在处事之中亦懂得儒家出世之道。以往的黄老专家或是玄学家针对政治大多无为而治，但是李泌不同，一旦为官，决不虚妄浮华，而是做了很多实事。肃宗时期他被李亨的倚为肱股；代宗即位后又成了天子之师；到了德宗朝，是名副其实的真宰相。安史之乱，李泌是首席谋臣，史称“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云。 ”后来德宗以安西北庭贿赂于吐蕃，以期吐蕃出兵协助镇压朱泚，幸得李泌极力反对，安西北庭乃得全。张延赏改革吏治，正员多有裁撤，但是冗官并没有解决，反而使得怨声载道。李泌上台后马上停止了这一政策，避免了人事局面的进一步恶化。由此可见，李泌绝非空谈者而是实干家。
玄宗重道，他培养的一批黄老专家中，成为闻名的宰相者有三。其唯诺者如陈希烈；善聚敛者如元载；而可谓贤相者仅有李泌一人。

其三，李泌直至贞元三年才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至贞元五年卒，居相位仅仅两年时间，但是他执掌实际的中枢事务在肃宗时期就开始了。肃宗想拜他为相，他不受；代宗专门请他出山做宰相，他也不接受，直到德宗时候才答应了。范文澜称“李泌也大概感到非任职不可、、、这时候确实只有李泌一人可以挽救危局。”

其四，李泌历经四朝，受到的嫉妒诽谤无数，但最后还是得到善终。玄宗时候，他由于得罪杨国忠而被贬；肃宗时候，又不为崔圆、李辅国所容；代宗即位后，由于没有接受首相元载的拉拢而被元载赶出了京城；元载死后，代宗以为可以重用李泌，没想到有过不了权相常兖那一关。这种尴尬局面一直持续到后来的权臣杨炎、卢杞、张延赏死后或是失势后。象刘晏、杨炎、卢杞都还只是一个人咬一个人，但是这足以致命。而李泌树敌如此之多，但是还可以安然无恙，这绝对是一个奇迹。能有这个奇迹并不是说李泌很幸运，而是因为他这方面的“智慧”要高一些，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闪，要怎样闪。

李泌死后直至贞元八年，这段时期中枢的主角是董晋、窦参等一干人，他们才能不足，奸巧有余，除了让北庭都护府陷于吐蕃，没有其他的大事值得一提。贞元八年四月，窦参被罢免，接替他的是大唐又一位名动千古的贤相，他就是陆贽。

元和宰相权德舆在评价陆贽时，将他和房杜姚宋相提并论。此后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宋，苏轼更是仰之为偶像。苏轼的政论中可以看到很多陆贽文章的影子。陆贽本来就是以文学著称的，为翰林学士多年。由于刘从一、姜公辅等庸相排斥文士，故而不得进用。但是这种局面很快被改变，陆贽入相之时年仅三十八岁，如此年轻即登台辅，这在唐朝是很少见的。

陆贽的行政才能显然不能和房、姚相比，但是他却得到了他们的美名，这是有原因的。陆贽的长处在于他吸收了魏征、宋璟这些诤臣的性格特点，以耻君不及尧舜的观念来对待皇帝。而德宗皇帝又远远不是唐太宗、唐玄宗那样“接近尧舜”，所以陆贽的担子比起魏征等要更重。陆贽很清楚德宗的为人，但是他没有放弃，反而采用了极端的手法来劝谏德宗，“贽知帝执德不固，困则思治，泰则易骄，欲激之使强其意”，这样做的结果是德宗对陆贽极其反感，正好，陆贽与政坛新秀裴延龄以及宰相赵憬发生了矛盾，德宗便借机罢免了他。裴延龄本是个小人，得势之后当然不会放过陆贽，后来德宗要杀陆贽，裴延龄就出了不少力。欧阳修由是感叹“夫君子小人不两进，邪谄得君则正士危”。

陆贽提过的建议不少，两唐书保存了一些很重要的奏疏，全唐文基本上包括了他的政论的全部。这些文章都是“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炳如丹”，但是被德宗采纳的并不多，“所用者才十一”，其它大部分都是“嘉其言，不纳”。

陆贽的这样的经历，自然要引起仕途不得意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一方面以陆贽作为他们的楷模，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泽宗和陆贽的例子来警示贪图安逸的君王们。陆贽的精神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体现在中唐的一些著名的文人身上。如韩愈、刘禹锡等著名文学家都是同年出于陆贽门下，观其行，均有陆贽遗风。

如果将李泌和陆贽拿来相比，就会感觉到反差很大。都是对于刚愎自用的德宗皇帝，一个可以让他言听计从，而一个却落得客死他乡。这就不得不绕开动机，来重新面对方法这个问题了。二人的区别很好的地说明了并不是只要动机好就值得称赞。魏征很成功，那是因为他碰到了李世民。换了魏征到德宗这里，估计境遇不会比陆贽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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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离开后，德宗朝的中枢变得如同一潭死水，没有一丝生气。一方面，刚愎自用的德宗皇帝变得更加不相信宰臣，凡事必躬亲为之，以满足他的强烈的权力欲以及减轻他心中的猜疑；另一方面，宰相们大多很平庸，不敢真正对皇帝提出意见，更不敢最大限度的行使宰相的行政权力。
裴延龄打败陆贽时候已经年老体衰，没过多久便归天了。他临终前推荐崔损为相，之后崔损为相九载，无一嘉谟，直至病亡。崔损死后，高郢、郑珣瑜、贾耽同期拜相，稍后德高望重的杜佑也成了宰相，并且在德宗去世的前后成为首相。这四人都是声望很高的人物，特别是高郢，远鄙浮华，幽独清俭，有杨琯、崔佑甫之风。《唐国史补》云：“其后贞元末年，得高贞公郢门下，亦足坐镇风俗。”郑珣瑜也有重厚坚正之名，从后来他对王叔文集团的态度即可见一斑。对于贾耽、杜佑二位，与其说是政治家，倒不如说是学者。他们的政绩实在不多，贾耽虽然也出将入相，但是在宰相集团里面并不敢多说话，“安危大事亡所发明，而检身厉行”而已；杜佑元老重臣，虽然总领宰相，但是先有王叔文、后有杜黄裳等权臣，所以一般也没有他说话的地方。不过《皇华四达记》和《通典》令这两位在今天以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史学家而知名。所以他们的政治建树虽然不多，但其学术对历史的影响是较大的。

顺带说一下中唐以来的宰相名号、性质的变迁。看两唐书就可以发现盛唐过后，一般的宰相都不是中书令或是侍中这类三省的长官，而是以不同官衔的兼职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真正的中书令侍中只授予像郭子仪、李光弼、李晟、马燧这些战功卓著的大将，而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宰相。老臣致仕前，除了授予三公三师之外，往往还授予尚书仆射。很多宰相犯了事之后，就被授予尚书仆射，看起来是加官进爵，其实是意味着罢相。

代德两朝以来为了姑息藩镇，又往往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真宰相的名号授予节度使。显然这些节度使在外镇，是不具备行使宰相权力的。

前面我说了很多首相这个名词。在德宗朝以前，这只是一个对在中枢起主导作用的宰相的称呼。他们之所以起主导作用，主要和他们的能力、威望以及他们与皇帝的个人关系有关。德宗朝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宰相首相出现了。它表现在有了正式的名号的限制。一般，宰相加太清宫使者为首相，加弘文馆大学士者为次相，加监修国史者再次，加集贤殿大学士者为最次。另外，遇到皇帝驾崩等特殊时期，摄宰冢的宰相为首相。若宰相无加官，则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为首相，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者为次相，其余再次。门下省权力超过中书省是在宪宗以后的事，在此以前，往往是中书省起主要作用。北宋元丰改制之后的宰辅名次基本上沿袭了门下重于中书的做法，其左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为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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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宗皇帝在位时间不到一年，并且在位期间已经是一个不久人世的病人了，但是后人对他的评价颇高，犹以近世为最。大学者如吕思勉称其为贤君；官方文人更是以“永贞革新”一词对其进行鼓吹。学界对“永贞革新”是否属实似乎还有很大的争议。我当然没有资格讨论，但是我总觉得其时间、其人物、其事件都达不到改革这一个词的标准。时间上太短，不到一年；事件上涉及不广泛，不够深入。如果说这是一次针对宦官的政治革新，那么其主要领导者对宦官态度实在是不敢恭维：其一，主要的宦官如俱文珍集团并未受到打击；其二，王叔文去位还要贿赂宦官，请求李忠言、俱文珍等放过他。其余罢宫市、惩贪官、回收神策军权力等均具有进步性，但多是皮面的事情。
下面主要说一下此次所谓的“革新”中的中心人物。顺宗自己建立的实际中枢是以东宫旧人王叔文、王伾为中心的，（虽然二王都不是宰相，但实际权力在宰相之上），这是他所依仗的主要势力。王叔文又荐韦执宜为宰相。按照旧史书上的观点而言（且不论是否存在歪曲），“革新”集团首脑中，王叔文太偏激，王伾太贪财，稍有韦执宜较冷静。韦出生京兆大族，故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明显要好于二王。另外顺宗还继承了德宗留给他的一个中枢，他们是前面提到过的杜佑、郑珣瑜、高郢，其中杜佑名为首相，其实早就不管事了。现在的观点，都以这三位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京兆杜、荥阳郑、渤海高），因“革新”触及其根本利益，而成为“革新”的反对派。（当然这个观点已经遭到了反对意见的驳斥）。这里面虽然不排除经济的成分，但是我觉得权力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首先，王叔文的门第、资格显然不够和几位老相相比，但是他在顺宗的支持下的对朝政的左右全然不将老相们放在眼里，这自然要引起不满。例如杜佑，他才是真正的度支使，但是财政大权全为副使王叔文所掌握。又如下面一例：

叔文一日至中书见执谊，直吏曰：“方宰相会食，百官无见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执谊起，就阁与叔文语。珣瑜与杜佑、高郢辍饔以待。顷之，吏白：“二公同饭矣。”珣瑜喟曰：“吾可复居此乎！”命左右取马归，卧家不出七日。

王叔文的这种恃宠弄权的行为，怎么能为诸宰相所容？

再有，二王的道德素质是不为诸宰相所齿的。王叔文太张扬，张扬无所谓，问题就是必须有真本事，而他又仅仅是一个以善弈取宠的书生；王伾的贪鄙更是令人生厌，“当其党盛，门皆若沸羹，而伾尤通天下赇谢，日月不阕。为巨椟，裁窍以受珍，使不可出，则寝其上 ”。这句话描述的完全是一个暴发户守财奴的形象。这和二王在“革新”中铲除的大贪官京兆尹李实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这个“革新”集团的首脑的低劣素质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革新”是不可能有成果的。后面的“甘露之变”是一样的情况。如果皇帝有一个真正有魄力的政治家集团作为倚靠，而不是用一些投机的政治小人的话，历史可能又是另一个样子。

现在的人仿佛对门阀地主的政治很反感，认为他们剥夺了真正读书之人的仕进机会。但是从隋唐的经验看，门阀地主在很多时候无疑比寒门进士的具有更高的能力。初唐政治、元和中兴以及后来的会昌之治都可以作为例证。还有所谓的“牛李党争”，按照陈寅恪的观点，“牛党”是代表寒门进士阶层的，而“李党”是代表山东门阀地主阶层的。（这个问题后面将详细说到，这里只是暂用这个说法）。但是李德裕党的素质、能力、政绩超过牛党诸人又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觉得一味否定门阀政治是很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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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朝，则有杜邠公（黄裳）之器量，郑少保（余庆）之清俭，郑武阳（絪）之精粹，李安邑（吉甫）之智计，裴中书（垍）之秉持，李仆射（絳）之强贞，韦河南（貫 之）之坚正，裴晋公（度）之宏达，亦各行其志也。”
上面这段话是来自于李肇的《唐国史补》。宪宗元和年间是李肇的当代，所以这段话可以大体反映当时舆论对元和诸相的评价。

宪宗皇帝是中唐以来第一个可以说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所带来的元和中兴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相比虽然有差距，但是它无疑显示了大唐晚期依然存在的强大后劲；协助宪宗创造这一局面的宰臣们也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杜黄裳是元和宰相中第一个出类拔萃者。宪宗甫一上台，就面临了来自强藩西川的挑战。西川原本在张延赏、韦皋的治理下，基本上恢复了稳定，但是韦皋一去世便出了问题，节都副使刘辟上表求节度使，并且厉兵秣马，似乎如果朝廷不肯就要动武。这种问题在中唐实在是太常见了，宪宗最初的考虑也是准备由了他算了。但是杜黄裳极力反对，并且力陈用兵之利。杜的意见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同时也打动了宪宗。于是一支大军由高崇文率领，直逼剑南，很快取得全功。

但是不过多久，宗室李锜在浙西叛乱。这时的首相已经成了武元衡，他也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在他和宰相李吉甫的策划下，出兵浙西，变乱很快得到平息。

元和十二年，宪宗决定出兵淮西，用主战派裴度为相、李愬为将，主持军务。愬雪夜入蔡，罪魁吴元济授首。此次战役，不仅消除了东都的肘腋之患，而且保证了唐财赋来源的稳定。史载此战后“横海军节度使程权以沧、景二州归于有司，权朝于京师”、“王承宗献德、棣二州”、“韩弘以汴、宋、毫、颍四州归于有司，弘朝于京师”。等等诸事，都说明了此战的巨大影响。

经过这几次针对藩镇的战争，唐以往的姑息政策得到最终改变，藩镇气焰日益收敛，唐的中央集权再度加强。杜黄裳、武元衡、裴度也随之进入唐贤相之列。

出兵西川时，杜黄裳坚持用神策军使高崇文为将。当时的宿将众多，众人对杜的此举感到不解。后来才知道原来二人中间存在贿赂关系，杜黄裳也因此而罢相。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崇文的军事才能确实出众，这种将才在整个中晚唐都是很罕见的。入蜀作战是历代王朝的软肋，要么难以成功，要么耗费巨大。名将如岑彭、吴汉、桓温收复蜀地，都不能说是很轻松的（岑彭加吴汉用了四年，桓温用了将近三年），但是高崇文仅用八个月即克之所以，如果说杜黄裳是由于受贿而用了高崇文，那么这个贿赂我觉得是受得有意义的。

武元衡外表是一个风度翩然的读书人，但实际上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才招致藩镇刺客的暗杀。我觉得他是中晚唐名相风度的第一个表率。他的副手裴度无疑受了他的感染，感觉上他的好友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也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前面的开元宰相张九龄虽然也以风度著称，但是给人感觉未免有些迂，不如后面这几位洒脱。这种名相风气在宋的影响很大，宋相特别注重风度，每个名相后面必要一段这方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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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郡李氏为山东望族，出过许多杰出人才。而元和一朝，又是赵郡李氏特别光彩的一个时期。因为赵郡三房在元和朝一房出了一个宰相：李吉甫、李藩、李绛。
李吉甫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两度为相，第一次是和武元衡一道拜相，后因被诬陷交通术士，而自请辞职。第二次入相是他推荐的继承人裴垍罢相后。李吉甫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李肇所说的“智计”。高崇文入蜀虽然统筹上是杜黄裳的功劳，但是细节上李吉甫作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协调诸将关系上面。史载“刘辟平，吉甫谋居多”。（这时他还不是宰相）。
在人事上限制藩镇，李吉甫是功劳很大的。他在一年多的任期内，易藩镇三十六，没有人敢多说话。这和杜、武诸相的武力削藩政策双管齐下，彻底改变了前代的姑息政策。
让李吉甫受到非议的是他第二次为相后的一些做法。裴垍是他推荐的，但是由于裴垍改变了他的一些既定政策，于是记恨裴垍，后来一直将他整到死。李藩对李吉甫再入有意见，李吉甫入相后，用很委婉的方式（如同前面的姚崇陷张说）戳了宪宗的一个伤疤。这个伤疤正是宪宗听从李藩反对用兵淮西的意见，而允许吴少阳袭节钺的事。宪宗很不高兴，李藩由此而免。李吉甫后来依附宦官，与刚烈正值的同列李绛时常发生矛盾，李吉甫便暗中诋毁李绛，但是由于李绛深得宪宗信任，所以没有被打倒。李吉甫主持的一次科举中，举子牛僧孺、李宗闵等指斥时事，李吉甫认为他们是在指责自己，便在宪宗面前哭诉，直到牛、李等被处理。这件事情被认为是后来党争的肇源。
李吉甫在中枢大概没有什么朋友，可能只有武元衡等少数几个。后来宪宗回忆李吉甫时，也认为他过于奸滑，称只有李绛才可算真宰相。
到了现在，李吉甫这类二流名相大多已经没有什么名气了。可能通过《元和郡县图志》了解他的人还要多一些。称他为地理学家是合适的。

李藩、李绛是魏征一类的人。二李在当时都以梗直著称，善于直谏，尤其厌恶宦官以及像李吉甫那样花言巧语的人，但是对于战事又往往持反对意见。然而这并不说明他们具有书生的软弱因袭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他们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考虑得比较多，认为国家财政无法承受过多的战争开支。特别是在宦官吐突承璀讨魏博无功而还之后，财力不济的情况更加突出。后来宪宗又想出兵，李绛力谏，分析形势，认为魏博自身不稳固，没有必要竭国用而逞一时之势。果然不久魏博内乱，大将田兴以六州之地归于唐。史称“其经始营创，皆绛之谋”。

在后人的评价里面，赵郡这三位宰相中，李绛是最受褒扬的，原因可能和魏征、张九龄、陆贽受到赞扬一样，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缩影，是一个时期内的道德典范；其次是李吉甫，说他是贤相的也有，说他是奸臣的也有；再就是李藩，李藩其实基本没有受到批评，但是才能不济，政绩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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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朝的山东四姓里面，最得意的是赵郡李氏，其次就应该是荥阳郑氏了。如果将短命的顺宗朝算过来的话，郑氏也和李氏一样有三个宰相：郑余庆、郑珣瑜和郑絪。郑珣瑜前面稍有提及，宪宗即位后不久便去世了。郑余庆首度入相是在德宗贞元末，宪宗即位便再度擢拔。当时的中枢还包括杜佑和郑絪，敢对宦官厉害的只有余庆一人。品行完洁是他的一个特点，然而可能他和宪宗的考虑有不一致的地方，他很快就被罢免。虽然后来宪宗对他尊崇备至，但是直到穆宗立，他都未再相。
郑絪在德宗朝就一直是顺宗父子的强力支持者，这大概是他入相的最大的一个原因。郑絪起初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从立顺宗、立宪宗，包括建议不能让宦官分割中枢权力等事件都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有趣的是，宪宗罢免他的原因竟是不满意郑絪的“无所建言”。前面提到的李藩正是因为这方面超过郑絪而取代了他。这前后的不同其实算不上矛盾，因为前有杜黄裳，后有李吉甫，在中枢哪有郑絪说话的地方？郑絪还没说什么，李吉甫就不满意了，想办法要把他搞下去，好得有李绛相助，要不然宪宗一气之下就完了，哪里有什么仆射做，可以活到文宗朝？

四姓中的北朝一二号高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在这一段时期没有出过宰相，倒是不在山东范围的河东裴氏出了两个名相，一个是裴垍，另一个是可称中唐最伟大政治家的裴度。在前面没有介绍过的宪宗朝宰相中，可以说一说的也就这二人了。在介绍这二人之前，先对元和后期的宰相做一个总说。
宰相并可算是文学家的有三：权德舆、令狐楚和段文昌。其中权德舆在今天的名气是最大的，《唐诗三百首》上有他的作品一首；令狐楚擅长的是四六骈体，多是诏令、奏疏之类的官方文体；段文昌是高崇文在西川“捡”回来的，令他出名的莫过于“韩碑”事件。宪宗平淮西后，令韩愈撰写《平淮西碑》。韩愈的碑文将裴度推为第一功臣。这引起了主将李愬的不满，并向宪宗投诉此事。宪宗苦于舆论和后宫的压力，命令磨去韩碑，新的碑文由段文昌撰写，当然这一次李愬成了第一功臣。韩愈是很推重段文昌的，然而段的才力绝对无法赶超韩愈。李商隐在《韩碑》一诗中充分肯定了韩碑的地位。

这三相虽然文学、风度俱佳，但是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不敢言事。这和宰相的名份是很不相称的。不过也是宪宗后期中枢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其中原因，首先是来自宪宗，一系列的胜利使得他变得不清醒，听不去东西。其次是宦官，宪宗对宦官的信任甚于朝官，宦官又在朝官中培植了大批自己的势力，一般情况，朝官是不敢触及宦官利益的。
再次就是宰相自身的原因，元和后期势力最大的宰相有三人， 李逢吉、 皇甫鎛 和程异，用今天的观点来说，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奸臣，像李林甫一般堵住了大臣们的口。

其余的，像张弘靖，宰相世家出身，但是才能一般。出镇幽州，不知道因俗制变，出家的刘总刚刚向朝廷献出的幽州马上又产生了动乱。（弘靖祖父开元宰相张嘉贞，父贞元宰相张延赏，三代连续为相者，唐朝仅此一家）。于頔是出将入相之人，但是和有牵连，遭到贬黜。李鄘则相反，他由宦官举荐入相，自己却以之为耻，自愿甘心不做这个宰相。稍好的是韦贯之和崔群，前者是一个沉毅正直的实干家，对虚华的文学之臣很反感，对横暴的聚敛之臣也很反感。他对淮西之战作用颇大，然而后来和裴度产生了矛盾，由此而罢。后者说了很多宪宗不爱听的话。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皇甫镈认为宪宗应该加“孝德”的尊号，但是崔群认为这两个字不适合宪宗。崔群的意思可能是宪宗的皇位是从他老爹那夺来的，并且对他老爹的政策一并废除，对其旧人一并贬斥，所以不能用孝字。这自然让宪宗很不高兴。加上他已经得罪了这时的红人皇甫镈，他的罢相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游客

裴垍是接武元衡、李吉甫的班的，而后他又引荐了李藩，组成了元和朝第三个比较得力的中枢。虽然李藩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但是就才能，李藩是不及裴垍的。这一时期主要的政绩也是裴垍做出的。
李吉甫可算是裴垍的恩师，裴垍的发迹多赖李吉甫之力。而裴垍也为李吉甫做过很多事。浙西乱平后，天下以吉甫为贤相，这其中就有裴垍的不少功劳。然而裴垍为相后，竟和李吉甫反目成仇。后来李吉甫重新得势，全然不顾及往日的情谊，对裴垍的打压排挤一直到裴垍去世。李吉甫太小看裴垍了，他希望裴垍永远做他的门生，但以裴垍之才，岂会甘当台前的木偶。裴垍为相，对旧制多所更改，治以法度，任以精英，不仅最终确立了元和之治，还为以后几朝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中，有元和朝稍后的宰相李绛、崔群、韦贯之、李夷简，更有历仕四朝，五度入相的杰出政治家裴度。

武元衡再相后，坚持一贯的强硬政策，裴垍在这个时候成了他副手。当时，成德王承宗多次击败官军，称雄河北；吴氏一家割据淮西，朝廷对其用兵正在进行。对于他们而言，武元衡早就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不拔不行。元和十年六月某一天的清晨，武元衡、裴度在各自上朝的途中遭到袭击，武元衡当场身亡，裴度受伤幸免于难。事件之严重，震惊朝野。很多大臣慑于暴徒之残忍猖狂，提议放弃淮西用兵，并且罢免裴度。但是宪宗力排众议，不但不免裴度，而将他擢为宰相，全力主持淮西军务。宪宗这一举动无疑为日后功成奠定了基础。

淮西之战自元和九年始，终于元和十二年，为元和朝历次战事中之时间最长者。在这次战争中，裴度起的是总指挥的作用。参战将领严绶、李光颜、李文通、乌重胤、高霞寓、韩弘、李愬等都是当时名将，但是都没有能力统筹战局。他们的门户观念很重，难于团结。所以前期官军的战绩是不乐观的。在李光颜、高霞寓等吃了败仗之后，大臣包括李逢吉等宰相在内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战势力。这个时候又是裴度出来支撑局面，才使得进行已经的武力计划不至于中途流产。李愬是在高霞寓败后成为主力的，裴度当时力赞李愬可用，寄以厚望并且亲临战场，果然李愬最后成了结束这场战争的人。

元和后期，中唐政治的一个关键词----朋党已经初露端倪。其代表是宰相李逢吉和他的爪牙“八关十六子”。在这个时候，他们显然还不是政治的主流。真正的主流是程异、皇甫镈这些财政系统出身的官员和宦官。但宪宗一去世，朋党问题便突然变得很突出了。李逢吉、元稹交倾裴度，裴度之门生李宗闵、牛僧孺弃他而去等等这些，都是后话。不管裴度所处的集团到底怎样，对于以上这些人，他都是否定的。宪宗问及他对于朋党的态度，他回答：“君子小人以类而聚，未有无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恶，外甚类，中实远，在陛下观所行则辨。”他的这个观点被李德裕所继承，甚至于后来欧阳修的《朋党论》也是脱胎于此。

游客

由于是连载，中间夹杂网友回帖，难免会影响作者思路，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上下文不够连贯
转载时原文未结束

作者为 历史大论坛   leonlee100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2-18 14:07:13编辑过]

游客

穆宗即位前后出任宰相的崔植、杜元颖可以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宪宗好不容易解决的藩镇问题，一到了他们手里马上成为了泡影。幽州、成德两军相继发生兵变，河北复又大乱。穆宗君臣手足无措之际，又是裴度站出来，担当起讨伐重任，率乌重胤、李光颜等进击叛军朱克融、王廷凑。这个时候的形势已经远远不能和元和时期相比。穆宗不能像宪宗那样给与裴度强有力的支持，诸宰相不是与之通力合作，而是不断的拉后腿。在累战无功的情况下，销声匿迹很久的姑息政策，重又回到了台面。
朝廷的意思变了，但是裴度的强硬作风没变。朱克融在朝廷妥协后，日益骄横。某次他借口朝廷的赏赐太过粗滥，要求朝廷重新拨布帛三十万匹作为将士的春衣，并扬言不照办的话，就会兵变。皇帝虽然发怒，但是投鼠忌器，准备派人宣慰。裴度阻止了这一做法，认为绝对不能开这个先例。他详细分析朱克融的实力，认为朱克融不但无法用兵，反而会由于过于骄横而至祸。他建议拖延时间，静观其变。果然不久以后，朱克融为部下杀死。裴度的这种做法，和元和时期李绛用计定魏博异曲同工，充分显示了二位作为贤相的战略眼光。

著名文学家元稹在穆宗时期很活跃，他攀附宦官魏弘简，以期进入中枢。此时裴度正在河北战场，元稹担心裴度回朝后成为他入相的阻碍，所以对裴度的军情奏报多有扣抑。裴度于是上书力陈稹恶，要求惩处。穆宗虽然解除了元稹的职务，但是元稹的根基毕竟很深，在宦官的支持下很快重新得势，并且成为宰相。二人同列，自然互不相容，裴度没有元稹的心计，故一再遭到元稹的排挤。好在裴度德高望重，在朝臣之中有不少支持者，这样他才避免了被外放。元稹和李逢吉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李逢吉策划了一出元稹谋杀的裴度的好戏，一石二鸟，将他的这二位政敌一并除去。李逢吉是中唐朋党的祖宗，他的再相使得穆宗到文宗朝的朝政为朋党所把持。

此后的裴度虽然依旧是宰相，但在敬宗以后的政治中出面不多了。敬宗、文宗朝的朝政有两个很尖锐的问题，一个是朋党，一个是宦官。裴度对于宦官一贯是厌恶的，对于朋党也持否定态度。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唐党争时，将裴度归于所谓的“李党”，原因在于他推荐了李德裕为相，和李逢吉一派为敌。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其一，“李党”所指有问题。我非常赞同岑仲勉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李党指李逢吉、李宗闵党，而非李德裕党；他认为李德裕是无党的。（原由稍后再说）。其二，裴度是无党的，史书明确指出，裴度一再遭到打击的原因在于“无奥援，且久外”，并且没有证据表明他有党羽。其三，牛僧孺、李宗闵均出于裴度之门，也被裴度引荐过，只是后来才逐渐产生隔阂。

元和宰相中活到文宗朝的不少，像李绛、王涯、李逢吉、裴度均是。李绛元和以后再也没有做过宰相，一代名臣，可谓无用武之地，最后还冤死于剑南；王涯积怨众多，身死甘露之变，中外称快；李逢吉是一大奸臣，遗臭万年；只有裴度一人善始善终，名动华夷，风度传于古今。关于裴度风度的野史记载很多，他的处变不惊、神观迈爽，操守坚正不仅直接影响了大唐的下一位名相李德裕，而且成为宋代宰臣效仿的榜样。

狄戈

开眼啊!

游客

朋党是中唐政治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对它的探讨已近千年，近世研究以陈寅恪和岑仲勉二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不过前者以其一贯的集团分析研究法得出的（党争）为门阀和寒门进士科之间的矛盾的说法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后者便是反对意见之一。
我个人对于朋党的认识偏向于后者。其主要内容是：一、“牛李”指为牛僧孺和李宗闵而非牛僧孺和李德裕；二、李德裕无党。再加上自己的另一条观点，即牛僧孺并非朋党的党魁。前面两点，岑仲勉先生所著《隋唐史》中有详细考证，这里不赘述。可以补充岑氏论证李德裕无党的材料可参五代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卷一有关李德裕的记载。
朋党问题的起源前面已经提过，一般认为是元和三年的科举考试。当时牛、李二人在对策中“指斥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对举子们的态度是矛盾的初始，最终爆发在了李吉甫的子辈身上。陈寅恪认为后来牛、李的态度可上溯至李绛，他们是李绛的精神追随者，而李德裕作为李绛政敌李吉甫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政见。从后来牛僧孺等的思想行为、对藩镇的态度，确实可见李绛当年的影子。然而除了牛僧孺的朋党诸人并无李绛之德，更无李绛之才。如果说他们有继承的意图，那他们继承的结果也是失败的。更有一些观点，将“党争”推及到元载、杨炎与刘晏、崔佑甫对立的时期，这未免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

李逢吉在元和长庆之际，培植了八关十六子等一批势力，开启了结党之门。淮西战争期间，他和一些与裴度意见不和的宰臣相继被罢免。长庆元年，发生了著名的科场弊案，李宗闵、杨汝士等参与贿赂的大臣在李德裕、元稹、李绅、段文昌抗议下被外放。李逢吉在这件事后不久回到中枢，其后他斥元稹、排裴度，成为了权相，李德裕也在李逢吉的压力下，出为浙西观察使。为了巩固在中枢的位置，他引荐了易于控制的牛僧孺入相，政敌李绅被排挤出朝廷。敬宗即位后，老臣裴度再度得到信任。直到此时，不可一世的李逢吉才不情愿的退出了中枢。文宗太和时期，他还极力结交过权臣郑注、李训，想要重返凤池，但是没有成功。

朋党在极盛时期的骨干是李宗闵。李宗闵是元和三年指陈得失，冒犯李吉甫的主角，又是长庆元年科场弊案的主角。这些遭遇自然使得他成了对抗裴度、李德裕的主角。其实他也是裴度的门生之一，他和裴度的结怨起自太和三年他和政敌李德裕竞争相位，裴度推荐的是李德裕而不是他。好在他得到了宦官的支持，才打败了李德裕。李宗闵的考虑和李逢吉是一致的，所以他也邀请自动辞职的牛僧孺再度入相。太和三年到太和六年这段李宗闵、牛僧孺共同执政的时期是朋党实现其政治主张的黄金时期，著名的“维州事件”就发生在太和五年，其时李德裕在镇西川。二李的矛盾虽然日益激化，但是后来还是出现了他们共事的局面。太和六年冬，在维州事件中形象大损的牛僧孺去位，李德裕被调回了京城，次年春便接替了牛在中枢的位置。之后二李同在中枢达半年之久，李德裕时常将“朝臣半为朋党”之类的话挂在嘴边，李宗闵最后坚持不住，出为节度使。李宗闵走后，李德裕本可一展身手，但是另一股势力出现了，那就是得到文宗支持的李训、郑注。二人对李德裕的地位很嫉妒，对李德裕的正直又感到害怕，于是想方设法排挤李德裕。李宗闵这个时候成了李、郑的一枚棋子被调回了中枢。李宗闵再相不过几天，李德裕被罢免。这种情况下，李、郑自然会过河拆桥，所以李宗闵并没在宰相的位置上呆多久便被贬为刺史。李、郑二人一副肩负着安定大唐历史重任的姿态，一面打击朋党，一面开始着手对宦官的打击。不过只能够说文宗看高了这二人，他们自己也看高了自己，他们根本不是做宰相的料子。从后来唐武宗用李德裕对仇士良下手的情况来看，如果文宗肯用李德裕，或许甘露之变就可以避免；不甘为“凡主”的文宗或许真的可以做出一些成绩。

以往将中唐党争称为“牛李党争”我觉得是抬高了牛僧孺。牛僧孺两度入相都是别人的引荐，在李逢吉或是李宗闵手下都仅仅是作为配像而已。和朋党其他骨干不同的是，牛僧孺的口碑要好得多。穆宗时期，他由于不受贿赂而受到赏识；他首度为相时期，由于看不惯宦官的所作所为而自动请求免去宰相职务；后来文宗称其为“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牛僧孺的主要作用在于以道德范天子，但是他的政绩实在不怎么样，例如他曾提议放弃河北，维州事件他又错误的命令李德裕送还吐蕃降将，维州要塞原本为唐所有，而失之交臂。这两件事是他后来备受指责的关键所在。但是对于党争，说他排挤李德裕似乎又证据不足，这方面他还未必比得过李珏、杨嗣复。所以称之为牛党领袖或朋党党魁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有学者指出，之所以有牛李并称是音韵平仄所致。我觉得，牛僧孺的“名气”应该是被李逢吉和李宗闵利用所致。而二李利用的一方面是牛的平庸才能，另一方面是牛的道德名声。有牛僧孺这个道德典范作为招牌，朋党的活动便堂而皇之了。

玄武水星

对中晚唐历史了解太少，知道牛李党争还是因为李商隐